此前，江青和周扬、林默涵等人之间，在戏剧改革方面曾经发生了不少矛盾。
早在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京剧试验剧团，江青建议他们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周扬和林默涵却要另辟蹊径，要探索新的路子，结果排出来一看，却成了一出不三不四的新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她说：
“京剧《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马上调看了《红旗谱》剧本。她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她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又去请示彭真和陆定一。此时，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方面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等在第二次审查时终于忍痛割爱，把《红旗谱》拿掉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说这出戏是歌颂‘左’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左 ’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一说《红灯记》剧本改编的事。前边已经说过了阿甲奉林默涵之命与翁偶虹改编《红灯记》剧本，待他们改编好了以后，又由阿甲亲自执导排演。演员的阵容很强大，扮演李玉和的AB角分别是李少春和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的AB角分别是杜近芳和刘长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是非袁世海莫属。其间，林默涵带领《红灯记》剧组到上海学习观摩，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一块儿去，观看了两场沪剧《红灯记》的演出。
江青也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先后于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一天先后2次）、11月5日，先后7次到现场观看，并接见剧组成员。
在排演《红灯记》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对剧情细节的安排问题，对唱腔的设计问题，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导演之间，江青与演员导演之间，意见相左的事时有发生，见仁见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人记载了不少关于江青对于排练《红灯记》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就不再一一附录。
不管在排演《红灯记》中有多少矛盾，都不需拿来说事。但在后来的演出中出现了演员阵容的重大变化，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均由原先的B角钱浩梁、刘长瑜代替了A角李少春和杜近芳。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瑜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3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关于江青和程砚秋的关系，章诒和在《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文章中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她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也曾撰文说：在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江青约姚文元一起观看程砚秋主演的影片《荒山泪》，她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了，又和姚文元冒着风雪去看望程夫人果素英，对程夫人问寒问暖，还认真看了程砚秋的剧照。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江青还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言归正传，再说6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他说：
“1、要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说：
“那没有东西嘛！”
接着，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刘少奇插话说：
“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
毛泽东说：
“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插话说：
“现在下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
毛泽东说：
“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宋任穷同志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大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置，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他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原来，杨献珍于1963年2月在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又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据曹轶欧回忆说，毛泽东批评杨献珍的起因是这样的：“1964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和一个叫艾恒武的人，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此后，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说：‘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于是，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写批判和讨论的文章。”
就在这6月上旬，章含之参加完“四清”运动又来到菊香书屋，继续教毛泽东学英语，可她看到毛泽东是越来越忙了，学习英语的情绪也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了。据章含之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她说：
“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上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忙说：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再学了。”
自此以后，章含之在6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再见到毛泽东。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尔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说：
“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好一个“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不知读者诸君您信不？反正我是相信的，有小诗为证：
戈氏叶氏原形现，苏联东欧变了天。谁言人心死如灰？世道从来有循环。
一从普京评章后，不朽马列上史篇。毛公斯言立存照，留与后人细细观！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批判修正主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1964年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通过这一系列的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的确使全社会的人们无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即使在那种物质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也都自觉自愿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克勤克俭，无私奉献，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人人遵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准则。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