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10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说到此处，毛泽东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报》前两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地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曾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的“高沟事件”。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在座谈会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答说：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

他马上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查找这个文件。江苏省委办公厅汇报说，确有这个《通知》，是在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部分要求“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说：

“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

后来在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领导责任。

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后来刘少奇又发出了一封答江渭清的重要信件和中共中央关于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批示，详情待后再叙。

且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不能从课本到课本，从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

中央 1964年9月1日

欲知毛泽东处理了华北局、江渭清与刘少奇的分歧后去了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刘少奇在8月29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接着，他又谈到了秦始皇时期的儒法斗争，最后还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