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改任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再说11月10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除了彭真对此极为不满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持抵制态度。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说：“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7次到徐州，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徐州。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地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11月15日，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当安徽省委负责人汇报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能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他说：
“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
李葆华等人说：
“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
毛泽东说：
“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他还在山东、安徽、江苏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到了“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的问题。谈话内容节录如下：
一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20亿元不够，30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3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报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