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八卷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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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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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话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地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孙丘珍说：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交代秘书：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田家英说：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谈话时，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去杭州看望父亲。毛泽东一字不错地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曾对《远望》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远望》一诗，为斥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毛泽东书写好《远望》一诗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据叶永烈记载：“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1月间，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回音。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2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的是：

“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

“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1965年12月16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顺颂春安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 1966年1月12日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