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
话说1966年3月19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4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4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5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5年、10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1958年研究历史的方法。”
林彪说：
“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
“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林彪说：
“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说：
“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他指着《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着说：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关于尹达的文章，《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4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3封信。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上接着说：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林彪说：
“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说：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说：
“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毛泽东说：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插话说：
“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说：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插话说：
“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毛泽东说：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工业体制问题，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插话说：
“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80万、家属也是80万。”
毛泽东说：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20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插话说：
“要搞机械化。”
毛泽东说：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4、5、6、7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说：
“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毛泽东说：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插话说：
“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
“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3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
“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10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插话说：
“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说：
“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毛泽东说：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说：
“小钢厂有4000个，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说：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说：
“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说：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说：
“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说：
“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
“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毛泽东说：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说：
“中央也无权呀！”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
“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说：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说：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说：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说：
“这些人只想专政。”
毛泽东说：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在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毛泽东在杭州开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武汉。
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3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