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在张春桥陪同下，刘志坚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地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地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这天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桥、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是日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再说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6日，毛泽东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彭真写了一个批语：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1966年2月6日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毛泽东告诉她，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地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8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谈话，当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两、三年，然后搞两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他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6年中先搞3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3年也许行，要有针对性。3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6年改3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10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2月19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给王任重写了一个批语：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5年、7年、10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25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25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25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1966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