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少奇的情况：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少奇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毛泽东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

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又说：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并要求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

“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 “吴” 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 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作“吴南星” 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3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小平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责邓小平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小平，可邓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恩来、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因刘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电传就没有给他发送。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3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小平乘飞机赶回北京。

此前，康生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小平打电话说：

“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小平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7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和王力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说：

“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泽东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接着，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他后来回忆说：

“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少奇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惊人预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6年4月14日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文字虽然不多，却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很重要的文献。他说：“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你看，这不是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对学生、学校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