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 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非常兴奋。他浮想联翩，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封信后来以中央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撰写的署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江青在文章中写道：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1961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写道：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5月1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题目为《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对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