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话说1966年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4个孩子，分为4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说罢，他问刘澜涛：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问会议的情况。周恩来说：

“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点燃一支烟，问李先念：

“你们今天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9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1962年，4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忽然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4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6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说：

“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毛泽东继续说：

“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1949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插话说：

“‘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17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1939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插话说：

“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继续说：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说：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5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毛泽东接着问道：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

“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

“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毛泽东说。周恩来在谈到大串联问题时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毛泽东说：

“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万晓塘于9月16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有人故意谣传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笔者注）以后，开了50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1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17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3天，以后搞7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