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上午10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这次检阅进行得非常缓慢，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泽东，在走到金水桥前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泽东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他们不要在天安门前逗留。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小时。
11月11日，毛泽东又进行了第7次的第二批接见。这次是把50万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及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中午12时许，红卫兵队伍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排列就坐于道路两侧。
下午1时许，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联合检查小组的一辆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缓缓行驶，检查路两侧红卫兵的队形情况，并用高音喇叭广播应注意事项。不久，又有一辆中央警卫局的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检查了一次。
下午2点20分，中央警卫局的吉普车从西向东返回，车上播着东方红乐曲。吉普车后面相继有两辆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的大解放车。解放车后面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站在第1辆敞篷车上。他身材魁梧高大，穿着绿色军棉大衣，带着军单帽，红光满面，右手不停地挥动。第2辆车上是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站在第4辆车上，面孔黑瘦，无精打采。
红卫兵们看到毛泽东的车过来了，挽着胳膊站了起来，仍然保持着队形，欢声雷动。
毛泽东乘车到了天安门，稍事休息。他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尔后，他又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红卫兵。
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第7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问周恩来：
“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
“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
“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周恩来说：
“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他建议在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他还说：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张春桥关于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汇报。
早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帮助下，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上海市委的曹荻秋请示陶铸后，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这一决定得到了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的“三不”方针激怒了“工总司”，“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潘国平等造反派负责人在11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海市委命令铁路局将其扣停在卸货场上。这天下午，愤怒的被困工人卧轨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要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出面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陈伯达“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
陈伯达发完电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5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在张春桥说到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待张春桥汇报完毕，便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可以先斩后奏。”
他还说：
“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后来，陈伯达起草了一个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这一天，经周恩来批准，一部分红卫兵按照部队连、排、班的编制，住进了中南海，由中央机关干部担任指导员，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很多人都是打地铺睡在走廊里。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一文记载：“源源不断拥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初期各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的，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老文革”。它与1968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各级三结合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任的北京市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校领导和教师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西纠”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陈小鲁等人“解散西纠”，但“西纠”成员们没有听从劝告，拒绝解散。
11月22日，陶铸等人就余秋里、谷牧组织起草的与《十二条》（陈伯达起草）相对立的《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否定了《十五条》，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3至4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涛、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8小时生产。”“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10条。”
欲知工矿企业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上海的“安亭事件”是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毛泽东指示陈伯达起草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正如毛泽东所说：“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没想到接下来围绕着这份文件的起草，又引发了一场斗争。可见文革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正说明要想弄清楚文革中的大是大非，很有认真研究每一个细节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