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2月30日晚，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师生代表，学生和代表们提出来的问题以及陶铸答复的原始记录摘要如下：
“陶铸答复说：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
“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3点指示作为9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5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
“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
“9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9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
“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像检查，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查，要作深刻检查。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
“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查一查，严肃处理。”
“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4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
“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
（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
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
“（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4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词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在元旦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驻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
后来，彭德怀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术，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76岁。
且说在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此前，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次冲击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曾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2日，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