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最早出现在《十六条》下发以后。那时候，中央秘书局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一个接待站，不久就引发了内部矛盾。中央秘书局党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要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停职检查，并将他们赶出中南海。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在11月25日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则针锋相对地贴出了题为《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并出现了近20个造反派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派群众组织。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去把刘少奇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江青在侧。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句话是：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这才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刘少奇一落座就问道：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

毛泽东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念道：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不服气地说：“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

毛泽东生气地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刘少奇也忍不住还要发牢骚，他说：

“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他依然如此说话，便沉吟不语了，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叫作：“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欲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关于毛泽东生日谈话部分有重大变动，其原因在于笔者此前只看到了《王力反思录》中的相关内容，别无选择。

关锋在给戚本禹的信中说：“王力的两本厚书《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目前，《戚本禹回忆录》已经问世，张春桥等人的回忆材料也已公诸于世。相比较而言，这些材料是更可信的。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膺，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这就是本章修改的依据。笔者以为，一个背叛了毛泽东的人，即使是当事人，他出书的目的及其所提供的材料都掺杂了一定的政治因素，这是后人不可不警惕的。所以，要写出一部信史，不但要仔细辨别所获取的材料的真伪，而对于材料提供者的人品之优劣，也是不可不加以识别的。

另，本章有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值得认真研究。正如《人民日报》1月16日转载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所说，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倘若全国各地的革命派都能像上海一样，摈弃私欲，不打派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顺利地实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