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话说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3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军委的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还有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余秋里。

开会前，谭震林拦着进会场的张春桥，质问他：

“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来北京？”

张春桥怔了一下，回答说：

“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

谭震林不等他说完，就拍了桌子，厉声道：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指着张春桥说：

“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他愤愤地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这个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4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

“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用手指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说：

“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突然间，他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3000御林军。”

说罢就要离席而去。周恩来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毅说：

“谭老板，不能走，要留在里边跟他们斗争！”

他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又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周恩来说：

“《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给我看。”

李先念接着说：

“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叶剑英也早就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了。此前，他曾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如今他见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进攻，便指着陈伯达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联，我根本不赞成。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质问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这样，也发火了，他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见会议已经无法再开了，只好宣布休会。陈毅见其他人正在退场，就小声对叶剑英说：

“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说：

“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

“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

“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这还行吗？”

这就是后来有些人赞赏的“二月抗争”，时称“二月逆流”。

陈再道曾在回忆中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戚本禹回忆录》则是这样说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再说2月16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他双臂抱在胸前，浓眉紧锁，脑子里满是在会议前发生的那惊人一幕。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如何向毛泽东汇报？何时汇报为好？他终于决定晚上暂不去向毛泽东汇报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周恩来相反，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整理出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来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她立即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听着两人的汇报，只是觉得老总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吸着烟，微微而笑。但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话，不再笑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道：

“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说：总理似乎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

“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张春桥、姚文元汇报的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还没有发大脾气，只是在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

就在这天晚上，那些老总老帅们还在给自己的部下鼓劲，他们高兴地说：

“打了一个大胜仗！”

陈毅乘兴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又放了一炮，他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徐向前也在以军委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他说：

“现在有了中央军委八条这个尚方宝剑，左派右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