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中写道：
“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据吴德回忆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永夫，在叶剑英支持下，调动武装部队占领“818”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打伤347人；尔后逮捕和镇压“818”造反派，拘禁青海军区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叶剑英听了赵永夫的电话汇报，高兴地说：
“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818’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818’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2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后，由张春桥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上海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
“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19日的指示，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7次。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4次讲话，前3次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
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他们3人。因此，在会议休息期间，与会者们都不敢和谭震林他们3个人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老干部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了。他们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努力跟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
后来在3月18日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级以上干部。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是有意保护这些老干部，包括没有受到批评的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
再说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推荐两篇好文章》的短评。短评中说：
“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
此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闭门整风。
吴德看了这些文章，对谢富治说：
“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2月28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毛泽东批示：
“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社论中说：
“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目是：《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中写道：
“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8日，农林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把矛头指向了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骂娘的谭震林。他们批判了谭震林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3月10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章士钊为排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1967年3月6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笔者至今未见原文，所得材料只是章含之的一段回忆性文字：“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而章士钊给刘少奇的长信，则是这样写的：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当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音yi he，意思为侧齿咬噬——笔者注）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生活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士钊谨启
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钊说：
“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您看。”
欲知毛泽东将如何处理刘少奇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59年与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文革前后与刘少奇等人的斗争、七十年代初期与林彪等人的斗争，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将这3次斗争比较过。先不说林彪的问题，仅就前两次斗争的情形而言，不妨设想一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7月23日会后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说要与他谈谈，彭德怀不但骂骂咧咧，而且还拂袖而去。假设彭德怀趁此机会和毛泽东心平气和的谈谈，那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7月23日会议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那些活动和言论，还会有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吗？假设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晚与刘少奇谈话时，刘少奇具有邓小平那样的“灵活性”，不再剑走偏锋，另生事端，那结果将会如何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无情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