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话说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西宁223事件”的报告，报告中写道：“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关于对“西宁223事件”的调查，《戚本禹回忆录》中有很详细地记载。《回忆录》中说：“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4次调査会。第1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2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第3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818’、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818’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经过这3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第4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3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

威尔科克斯一走进会见厅，就大步上前同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他关切地问道：

“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

宾主落座后，威尔科克斯接着刚才的话题动情地说：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毛泽东把头一摇，说道：

“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30多岁就开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康生插话解释说：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毛泽东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诙谐地说：

“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恩来插话说：

“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为他的抽烟理论又有了一个旁证，得意地笑了。可威尔科克斯却依然恳切地坚持说：

“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一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

说完，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谈话切入正题后，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200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

“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来说。”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中写道：

“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夺权情况的谈话中说：

“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3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的材料》及对材料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写道：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中写道：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查证，刘少奇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觉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莫文骅等人不听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4月，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后，把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彭真、林枫安排进领导班子，由林枫作为他的秘书兼任北方局秘书长。刘少奇、林枫在整顿北方局时，让柯庆施靠边站了。柯庆施、李菁玉等人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销刘少奇的职务。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徐子文等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反共启事是经过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讨论通过，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61人分9批在《华北日版》、《益世报》上刊登了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还写道：

“希望你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一天，北京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德在讲话中说：

“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此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员陆续回到了本单位。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3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人纷纷批判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了话，他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0日晚，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见后边6月3日的叙述——笔者注）。”

3月22日，北京市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吴德陪同下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3日这一天，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从即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及所属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印章开始启用。

3月23日晚，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过，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