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批示，他写道：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地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得周恩来暗暗佩服，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占据主动地位，的确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这一问就轻而易举地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当即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而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3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3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地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并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文汇报》的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1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就在这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作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中写道：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3方赴京汇报团汇报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报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报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6项协议。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指示说：

“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毛泽东还说：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报，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3派。”

他把简报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他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杨成武跟着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轻声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正在沉思间，似乎没有听到杨成武的问话，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有一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周世钊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他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作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集体，它的主体就是毛泽东，其中包括的应该是马列等革命导师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是毛泽东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显示出来的伟大谦虚。他在6月18日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的批示，就为后人理解这种谦虚作了很好的注脚。毛泽东写道：“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吹得太厉害，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的谦虚，后人需要正确理解。可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人却歪曲毛泽东的原意，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借此突出自己，否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贡献，甚而至于在一些重大事件纪念活动中连毛泽东的名字都不提，这种倾向不是数典忘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