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列离开郑州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2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4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北京。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他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报告：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913”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再说在9月底，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人开会，召来傅崇碧，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的住处。
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傅崇碧回忆说，‘720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720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董保存在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一书中，记载了傅崇碧提供的关于毛泽东此次找他谈话的回忆材料，抄录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
“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
“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又说：
“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命令他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对秘书说：
“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
“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
“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
“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再说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恩来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恩来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