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一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19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杨成武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报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报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从钓鱼台办公室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进入怀仁堂会议室，见里面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心里明白，他们4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4个人的同意批准的。”“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节（元月30日是正月初一——笔者注）过后，‘王、关、戚’3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吟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516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1月6日联合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一文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十分精辟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后人实有精研细察之必要。要继承毛泽东之遗志，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势必会走上“新社会主义”一类的最坏的资本主义之歧路，祸国殃民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