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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7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着,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是:

主任:黎原,51岁,河南息县人,47军军长。副主任: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华国锋,47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伯森,54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杨大易,50岁,四川苍溪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顺文,55岁,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胡勇,32岁,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叶卫东,30岁,长沙市第1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共青团员。

其他常委:刘善福,53岁,47军副军长;郑波,48岁,47军副军长;李振军,50岁,47军副政委;张立宪,50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张骥,46岁,原47军141师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春阳,53岁,原湖南省经委副主任;万达,50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孙云英,51岁,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现长沙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厚,49岁,山西交城人,原中共邵阳地委代理书记;王敬,44岁,原湖南省外贸局局长;唐忠富,34岁,长沙国营曙光电子管厂工人,长沙“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尚春仁,42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负责人,中共党员,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玉吉,52岁,《湖南日报》社工人,“红色新闻兵”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陈勇,25岁,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李敬林,35岁,湖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湘江风雷”负责人,中共党员;邹定国,22岁,湖南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雷志忠,32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金世钧,26岁,湘潭市航海俱乐部运动员,湘潭“红造联”负责人;许云秋,36岁,株洲市冶炼厂工人,株洲“工联”负责人;张万宏,51岁,会同县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江才香(女),21岁,湖南酃县人,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农民,民兵营长,广州军区军民双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原来在4月7日,聂荣臻因被人说成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与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与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便在他的信上批道:

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 1968年4月10日

不久,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他说:

“主席,你给我的批示:安心静养,勿信谣言,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说:

“什么后台?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1963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4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陕西省两千一百万人民,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发展很快。根据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关于‘就地搞协商’的指示,我们组织各革命群众组织,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先学习,后协商,边学习,边协商,把协商的过程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因而,在充分协商后,先后成立了西安地区工代会、农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西安地区的工厂企业单位,90%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有一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24所大专院校,21所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13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8个专区、3个省辖市,已有两个专区、两个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个专区、1个市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94个县(市),已有22个成立革命委员会,48个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第4次会议充分协商,现提出如下方案: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49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3名,占55%(工人代表33名,贫下中农代表15名,红卫兵代表26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名);军队代表29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29名,占20%;8名留作机动,占5%。

二、拟从革命委员会中推选出35名常委。其中革命领导干部6名:李瑞山(原省委第二书记),萧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斌(原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刘国声(原省水电厅厅长、省委委员),鱼得江(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委员),暂缺一名;军队干部7名:黄经耀(省军区司令员),胡炜(21军军长),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谷凤鸣(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刘建功(21军政治委员),方升普(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白辛夫(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工人代表10名:张培信(工联负责人),马希圣(工总司负责人),安文保(工联负责人),吴文杰(工总司负责人),王法政(工交捍卫军负责人),单英杰(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传铭(铜川‘212’派负责人),姚荣斌(铜川‘219’派负责人),暂缺两名(女工);贫下中农代表4名:田杏云(女,农民,农总会负责人),马金台(大队支部书记,农总司负责人),李守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王凤琴(女,大队党支部书记,专区劳动模范);红卫兵代表6名: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孙福林(统指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洪明(红造司负责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女,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暂缺二名(中学、男女各一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2名(暂缺)

三、 建议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4月29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35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首都北京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欢庆“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欢悦的军民游行方阵。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焰火晚会。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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