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7月5日，邓小平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中共中央。
在这份自述中，邓小平对他没有参加“百色起义”的原因、执行“立三路线”及在1930年底担任红7军政委期间在部队处于危急关头离开红7军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这样写的：
“1929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9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4、第5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4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4大队一道走的。第5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5大队行动的。后以4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7军，以5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8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1929年11月7日起义。起义前夕，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8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7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8军政委。1930年3月间，我回到龙州红8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7军靠拢。红8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8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7军里面了。红7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1930年10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7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3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11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主力约7000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7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3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7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7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3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7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错误是这样写的：
“1940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的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1943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1945年5、6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关于在建国后工作，邓小平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10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2个十条。第2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10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范文澜家中去看望范文澜，并捎话给他：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调查报告和这个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中还说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不久，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于9月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招生办法是：经车间推荐，由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为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本厂工作。
此后，“七二一大学”这种新型“工人大学”逐渐在全国工矿企业发展起来，到1975年上半年已经多达1200所，在校学生9万多人。这年6月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猛增到1.5万多所，在校生78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在校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人数的3倍多。
再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陕西及全国其它地区组成的专业武斗队，连续发生抢劫国家银行、车船、仓库，以及烧毁、爆炸、杀伤等一系列严重事件，发出了一个《布告》，史称《七二四布告》。《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