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学生们在“还击”中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
关于文革中的这一重大事件，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
‘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
‘怎么好？’
我说：
‘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
‘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
‘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10万、20万人的大会。我开10000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我对陈良讲：
‘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
‘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
‘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说搞不清。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
‘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这便是韩爱晶记载的“清华流血事件”的背景。
再说7月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刚刚入睡不久，就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了。周恩来汇报了“清华流血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脱口而出：
“造反派反了！”
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汇报，决定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5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韩爱晶对毛泽东召见前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
‘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量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义愤地说：
‘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
‘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
‘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
‘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
‘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
‘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毛泽东这一次的特殊召见活动，竟持续了5个多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韩爱晶在谈话过程中曾作了详细记录。
为了使读者诸君便于理解韩爱晶记录中，有关他和王大宾、谭厚兰相互矛盾关系部分的内容，有必要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北京高校中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有资料说，在1967年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负责人的“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负责人的“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地派”中还有另一个主要组织，就是以谭厚兰为负责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此外，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聂元梓也是“天派”，蒯大富和韩爱晶是很好的朋友，自然也属于“天派”无疑。
请看韩爱晶记录的主要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陪同毛主席召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还有刚到的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
“毛主席，您好！”
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说：
“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
“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江青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
“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毛主席问：
“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
“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
“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3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磐，清脆顺畅。他转向聂元梓问道：
“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
“不是他们。”
黄作珍问：
“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
“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
“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问：
“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
“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
“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10万。”
谢富治说：
“不到3万人。”
毛主席说：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59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
“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欲知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有何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比较翔实地介绍了毛泽东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已经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教育及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彻底决裂了。本章上述的《七二一》指示及“七二一大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以及后边还要叙述到的普通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则是老人家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大学教育在工农劳动者中间逐渐普及，使广大劳动者知识化，这是一种何等宏伟的景观啊！联系这几十年以来教育领导机构抱住旧的教育体制、旧的教育理念僵尸不放，不但使教育贵族化，弱智化，而且造成了上学难、高等教育毕业就业更难、毕业即失业局面的现代教育，又让人多么痛心！教育事关国运，事关民族兴衰，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教育史，能不发人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