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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话说在毛泽东“728谈话”结束之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谢富治说:

“已经9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据韩爱晶提供的资料说:我们5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

“不用了,就在这里一起吃吧。”

饭后,谢富治说:

“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3点到8点半,谈了5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

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又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5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谢富治说:

“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7月30日,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5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说: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一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作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韦国清,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副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7军政委;霍成忠,55军第一副军长;安平生,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韦世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队服务员,“联指”派“红色工人”负责人林福文,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舶修理厂工人,原“422”派“航运工总”负责人毛凤鸾,女,24岁,凤山县谋屯公社民兵班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联指”派;廖炜雄,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联指”负责人;龙智铭,25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秘书,原“422”派“火种”负责人颜景堂,24岁,广西大学学生,“联指”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负责人,“联指”总指挥;曾春生,22岁,广西医学院学生,原“422”派负责人。

其他常委: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刘重桂,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伍晋南,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赵茂勋,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萧寒,原中共南宁市委书记;

邓成汉,南宁橡胶厂工人;邓文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工人,“联指”派负责人;蒋莲英,女,27岁,南宁化工厂助理技术员;萧桂荣,女,21岁,兴安县漠山公社大队妇女主任;农其新,25岁,德保县燕洞公社生产队长;何作然,22岁,广西大学学生,原“422”派“南宁831”负责人;潘玉臣,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监委秘书;李家海,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联指”派负责人

此前,广西两大派为“联指”派与“422”派。“联指”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422”原称“南宁422革命行动火线指挥部”,后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422指挥部”。作为“422”派代表进入革委会的林、龙、曾、何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422”派视作已受韦国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撤销常委职务,但他们自称“老422”,此后“422”派为与他们划清界限则称“新422”。“新422”在7、8月被军区与“联指”派联合武装镇压后彻底瓦解,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无代表。“老422”的这几个代表在革委会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在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起草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不少重要内容,他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毛泽东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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