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

话说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9月29日这一天，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刘少奇的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他写道：

“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了国庆宴会。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军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对毛泽东说：

“你们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在各个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道：

“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说：

“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

他还说：

“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写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报道的名单接着是“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次，江青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序已经从第9位进到了第6位。

据纪登奎回忆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前边已经说过，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在庆安县柳河创办的一个农场。此时，柳河“五七”干校已经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9月30日对柳河经验的批示，毛泽东写道：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中还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参加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员会中的新老干部，还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还把他的小女儿李讷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学校形式，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制度化。这就是后来反文革的秋后算账派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正式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在这些坏人手里。”

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

“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还说：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员40人和递补上来的10名中央委员，共计50名，超过了法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半数。另有9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此前，康生为了提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人员的名单，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汇总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江青见那些被打倒的还有那些靠边站的八届中央委员一共有57人，就建议说：

“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

“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

江青说：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合法的程序召开。是不是让一些犯错误的人也参加全会呢？”

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毛泽东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说道：

“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就叫作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基础，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

林彪说：

“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周恩来也说：

“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地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

就这样，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同时还决定，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处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他宣布全会开幕。

接着，周恩来在全会上讲话说：

“这次全会的目的，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一是讨论确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形势；四是讨论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谈形势。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来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张鼎丞——笔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是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我的意见，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3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这一天，毛泽东还提议，将会议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时，将草案中原来所写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一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整党建党的“50字方针”。

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释说：“吐故”，就是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作为“废料”清出去。“纳新”是把“优秀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选拔“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