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
话说在7月28日的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韩爱晶记录了下面的谈话。
谢富治说：
“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
“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
“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
“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
“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
“7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
“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正谈话间，蒯大富来了。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
此时已差不多是早晨7点钟了，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把手枪放在车座底下，下车走向大会堂台阶。谢富治接着他。他一见谢富治就哭了，好像在外边挨了打的孩子见了家长一样，哭得非常伤心。谢富治说你跟我走，说着弯下腰帮他把卷着的裤脚放了下来，带着他往118厅门口走来。
毛主席起身走到门口，大家都起身跟了过来，站在主席后面，我紧挨在主席右侧。蒯大富走进来，脸上挂着泪珠。江青看着蒯大富那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主席的手，一下子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号陶大哭，一边哭，一边告状：
“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操纵10万工人，严严实实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他们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
“不要胡说！工人是毛主席派去的。”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
“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
“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
“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的！通通放了！”
蒯大富说：
“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
“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让蒯大富看见。”
蒯大富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只顾告状，嗯嗯哭，他那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整个气氛。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他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她重复着说：
“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慢慢说。”
服务员给蒯大富搬来一把藤椅。大家又在118厅坐下来。毛主席问黄作珍：
“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说：
“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
“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
“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
“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
“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3万人吗？怎么说10万人？”
他又说：
“4个办法，是什么呢？”
姚文元插话说：
“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
“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是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插话说：
“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
“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它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
江青插话说：
“败家子。”
毛主席说：
“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嘛!”
江青说：
“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
“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5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
“这就是国家大事嘛！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
“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
“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
“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3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4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插话说：
“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的方式。”
毛主席说：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说：
“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
“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10题，一本书100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90%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插话说：
“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
“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
“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
“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
“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
“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
“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
“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
“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
“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
“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
“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
“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
“1966年下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一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