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哭泣着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关于对谢富治的评价，《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
1972年4月上旬，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了体检，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的。尔后，还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社论中还写道：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获准到北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她哥哥前往北京。
此时，已经从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情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书，请你父亲出来工作。”
5月间，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全党发表他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原信已烧毁，此次发表的是周恩来保存的那一份抄件。其内容本传前面已有抄录，这里不再赘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他首先就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作了说明，他说：
“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７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据张耀祠回忆说：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代和说明问题的机会。第一天，会议有汪某某同志（原文如此——笔者注）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一直开到6月23日才结束。
5月间，周恩来在体检中发现患了膀胱癌。医疗组马上把他的病情报告给毛泽东。张玉凤观察到：在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毛泽东当即在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恩来同志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关于治疗问题，他对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的要求是“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体育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6月25日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小象。周恩来宣布中国儿童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一对白唇鹿。
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了精彩的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毛泽东说，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3张照片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当即在照片上一一签了名。班达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个签名薄，请毛泽东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常常见到他。毛泽东对她们二人也非常信任，让她们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7月11日下午，毛泽东的恩师、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季范先生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为王季范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向王季范先生敬献了花圈，他在花圈的飘带上写着：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和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
7月19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协工作人员表示，希望能见一见江青。于是，对外友协就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周恩来考虑到维特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对中国也比较友好，就将对外友协的报告批转给了江青。他写道：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
江青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让接待人员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读给维特克听，让维特克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进行了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后来，维特克记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写道：“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六十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5英尺5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细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称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剪裁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回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的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泽东在陈云的来信中批示道：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殊谈话。
早在5月间，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不久，施罗德便获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7月间，施罗德率团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指示从波恩召回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
“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毛泽东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双方于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
欲知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设想落实得怎么样，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周恩来等人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这的确是一个防修、反修的好主意！倘若那时候真的“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找一批“年龄在30至40之间”的杰出的工人、农民代表，“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再配备一些好的“老年、中年”干部，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工作几年，逐步充实、稳定下来，中国肯定是有希望的！只可惜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的距离。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