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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话说1972年9月30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参与中日建交工作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听取汇报。在场的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章含之坐在毛泽东对面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屋里洋溢着轻松的气氛。他在听完汇报后,突然对章含之说:

“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和她开玩笑,就很随便地笑着回答说:

“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您批评吧!”

不料,毛泽东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

“我说你没出息是说你好面子。你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

章含之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怕人议论,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毛泽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起此事,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为好。毛泽东就如同家中的长辈一样,开导章含之说: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章含之见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毛泽东见她动了情,接着说:

“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流着泪说:

“谢谢主席的关怀,您批评得对,我一定照办,一定解放自己。”

后来不久,章含之办理了离婚手续,彻底摆脱了那一段失败的婚姻。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将一筐金日成送来的大红苹果,给章含之送去,还捎去一句口信说:“祝贺章含之同志自己解放自己了。”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布置注释《晋书》中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的传记。这4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

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

10月2日晚9时,应邀来北京的周世钊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两个老朋友亲切地畅谈了3个小时。临别时,周世钊将他于8月1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当面交给了毛泽东。他在信中提出了8点建议,节录如次: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学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研究古今文史名著。……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访问。

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0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

10月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要代表团负责人看望一下定居在纽约的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北洋政府第13位国家元首。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45年6月,他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和董必武一起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毛泽东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因此,毛泽东特别嘱咐代表团负责人说:

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还委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他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时期的老朋友李振翩捎个口信,邀请他回国访问。

原来,李振翩在1929年去了美国,在那里深造。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曾多次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时曾托张维给在贵州的李振翩捎信,可惜他没有收到。1949年,李振翩重返美国,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到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说:“在美国。”1971年,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的李振翩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价值。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的见解。”

后来,林巧稚带着毛泽东的委托,在出席华盛顿各界的欢迎酒会时,和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见了面,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197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吴阶平的主持下,医疗组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争取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人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你们!

此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疾不能亲自阅看的情况下,听工作人员读报告,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他能记住周恩来每天的失血量和施行第几次手术等等细节。

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他们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处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说:“快去办。”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关于1966届全国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周培源在报告中写道:1966届大学生(全国约80万人)毕业已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工资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于低。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月16日,中国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卢森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审阅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道: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2月1日,张春桥在中联部、外交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他在这一行字下面又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2月4日,江青看了周恩来和张春桥的批示后,在报告上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蔽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批林彪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2月5日晚,毛泽东在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妻子王若林反映她丈夫自杀后还被除名一事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早在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高潮中,中央政治研究室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扩大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胡绳,柴沫为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柴沫组织研究院大批判组,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撰写并发表了批判《海瑞罢官》的两篇文章。其中的《论海瑞》一文,是根据胡绳的指示由柴沫和洪廷彦等撰写的。这篇文章在被《红旗》编辑部排印之后,柴沫等感到“批判的调子较低”,要求退稿,未能如愿。后来彭真受到批判,《二月提纲》将被撤销,陈伯达以为“文革”即将发动,便于5月9日跑到研究院“点火”,当众指责凡事都向他汇报和请示的柴沫搞“秘书长专政”,“走田家英的门子”,“听中宣部的话瞎写文章,不听他的话”,把研究院大批判组发表批判文章的责任推到与田家英关系较好的柴沫身上。其目的一是撇清与自己的干系,二是清理门户。就这样,研究院批斗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和小会便持续不断,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毛泽东在王若林的来信中批示道: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王若水的信上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尔后呈送给周恩来。她写的是:

“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在江青送来的批件上批示道: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8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工作。傅奕是唐初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12月10日这一天,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婉言谢绝了,他说:

“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

12月1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约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他在谈话中先从王若水的信谈起,他说: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关于林彪的问题,毛泽东说: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12月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爱人李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的。”

12月18日,周恩来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他在信中写道: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3件事。1、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李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2、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3、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刚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中央政治局主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到了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又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因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

这一天,周恩来又约纪登奎、汪东兴谈话,和他们面谈了此事。

12月21日,中国政府同以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为新总理的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

这一天,中国政府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拟出了一个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的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周恩来当即在报告上批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过主席后再定。

12月31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注释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布置印制大字本《史记·项羽本纪》。他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亦是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

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

1972年冬,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然在囚禁中的丈夫的身体情况。

这封信经过胡耀邦、王震,辗转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给安徽省委负责人打电话,责令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检查身体。3天后,周恩来又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李葆华终于获释。后来,李葆华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林彪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新年献词》中再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同时强调: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

自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权形式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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