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他曾经在《谢安传》上批道：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有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他还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段落处，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批注“有办法”，“谢安好”。在《桓温传》上写了“是作样子”。

他还说：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了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在谈到《三国志》时说：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

“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

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做‘匪’。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宋臣薛居正等撰写的《旧五代史》里却说，他是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性，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方修撰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除了为毛泽东读书，还有一项工作是为毛泽东整理书籍，因之，她得便阅读了经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武英殿《二十四史》和其它书籍。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了两部。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毛泽东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的扉页已经磨损了。他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自1952年购进这套书以来，反复批阅，手不释卷的情况。这的确让芦荻吃惊。

从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情形看，他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一些传记在哪一册、哪一卷，也都一一标明。从毛泽东在书上写出的一些按语看，他还对某些断代史的目录进行了核查和勘误。

毛泽东在读这部《二十四史》时，虽然不满意其中的《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他阅读时却极下功夫，不但全部录出了册数和卷数，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了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划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别说是一般的读书人，就是在那些专门研究者中，也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在迟暮而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读史书，特别喜欢人物传记。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重要的注中文字，摘出来写到正文的有关地方，以突出这一传主的某一特色。

芦荻看到毛泽东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批注道：

“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十分推崇，他说：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平定云南后任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

“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圈阅的《二十四史》，凡有关农民运动部分，都有他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那些圈点划线，眉批旁注，处处可见。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那些路线，在书中也有勾画。他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面，附有亲笔所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他曾经说：

“陈涉、吴广的功绩，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写道：‘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竟亡秦’。”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的标出或批注。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凡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一类的批语。

毛泽东在听芦荻念书的时候，又发表了不少意见。

有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意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们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有一次，毛泽东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还有一次，毛泽东对芦荻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中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读史书时还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正面”的材料，还要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有关秦桧、蔡京的《奸臣传》，《明史》里有关胡惟庸、严嵩的《奸臣传》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所在的卷、册及姓名，有的还在那些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

“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它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个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读史的同时，还阅读大量的其它书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等，以便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间，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也常常给他读书。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她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音量，放慢速度。但是她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音速又变快了。毛泽东开玩笑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跟我吵嘴哟？”

孟锦云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毛泽东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