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十卷第39章_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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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批示道：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接着，毛泽东又在王洪文11月14日报送的《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简报中说：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诗刊》复刊的重要批示，宣读了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7月14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以便使全党重视文艺创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他所说的鲁迅的文章，是指《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者、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毛泽东是借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的来信。李维汉在信中说：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并尽可能做一点有益工作。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11月16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对胡耀邦、周荣鑫等进行了批评。

11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继续对胡乔木、周荣鑫等进行批评。

11月18日，毛泽东阅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的来信。王曼恬在信中提出辞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职。毛泽东批示：

“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11月19日，毛泽东阅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11月10日来信。来信中说：最近国防科委常委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对审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基本上同意，但对批示部分有意见。不宜先入为主的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

毛泽东批示：

“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

后来在21日，汪东兴将张伯恒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叶剑英。22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关于这件事，《人民网》2011年12月8日发表有署名刘丽丽的《周恩来：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一文，交代得比较清楚，内中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曾说到了这件事，她说：“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再说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1月21日报送的关于打招呼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李维汉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小平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

“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原来早在1975年9、10月间，邓小平曾多次在谈话中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2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