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根据作者审定的铅印件刊印。近年来此诗不少出版物所载，多有讹误。
【注 释】
〔《封建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郭老〕指郭沫若。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注。
〔秦始皇〕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公元前221年，在先后消灭割据称雄的魏、赵、韩、齐、楚、燕六国的基础上，废封建而置郡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见《沁园春·雪》注。
〔焚坑〕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思想控制，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民间私藏的《诗》、《书》等书籍，坑死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460多名，史称“焚书坑儒”。
〔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年祖龙死。”裴骃《集解》：“《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
〔孔学〕即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创立的儒学。
〔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指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收入有关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批判的文章共十篇，故名。毛泽东在1973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曾批评《十批判书》尊孔反法。
〔莫从子厚返文王〕子厚，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末为西伯，周族领袖，晚年自号为文王。周文王时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本句是说不要从柳宗元的反对分封制回到周文王的实行分封制，即反对倒退。
【考 辨】
这首诗近来有论者写文章将它推断为伪作，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这首诗“与毛泽东作律诗的一贯作风相违背”，“其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只要仔细分析一下经他同意公开发表出来的所有律诗和绝句，可以说没有一首是不合律的”。
在旧体诗词的格律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但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格律问题时，又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有时不拘守格律、甚至写古风式律诗的情况。例如，他留下过多幅手迹的《五律·看山》，以及这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是古风式律诗。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一书中说：古风式的律诗，“字数和普通律诗相同，对仗的规矩也和普通律诗相同，只是句子的平仄不依照或不完全依照律诗的格式，粘对也不完全合律”。《五律·看山》按律诗正轨衡量，是一首古风式的律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按律诗正轨衡量，也是一首古风式的律诗，没有完全依照律诗的平仄格式，是一首拗律。
毛泽东写古风式的律诗，并非他的独创。早在古代就有一些诗人有意识地写古风式的律诗，例如，杜甫的《崔氏东山草堂》：“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苏轼的《寿星院寒碧轩》：“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以上这两首诗，都有不合平仄之处，或者失对，或者失粘。杜甫和苏轼都是古典诗词的大家，不能因为这两首诗的失粘、失对和平仄不合，就断定这两首诗不是出自他们的手笔。据著名学者、诗论家霍松林的研究，以重格调为选诗标准之一的《唐诗别裁集》，所选五律400多首，含拗句（即不合平仄）的诗就有百余首，而且有许多首都是名篇。这就告诉我们，评论近体诗不能过分拘守格律，不能只知“正体”而不知“变体”。
同样，判断毛泽东诗词的真伪，也决不能仅仅根据其是否完全合乎平仄，而是要综合考证各种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才能得出有可靠依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说《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所作，有确凿的档案可以证明。（一）这首诗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的。（二）1973年8月7日周恩来曾写给毛泽东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会议上已将主席读柳子厚的封建论和呈郭老的诗以及有关问题给我们传达了，我们也议论了一下。”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表明，毛泽东认同了“呈郭老的诗”是他写的。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赏 析】
爽直的批评 诚恳的规劝——《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赏析
龚国基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我们所见到的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作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念出这首后来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要她当场手记。毛泽东之所以要呈诗郭沫若，主要是由于他不同意郭老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所表现出扬儒抑法的倾向，《十批判书》是其代表性言论，因而以诗提出批评探讨意见。
儒家与法家，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而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儒法问题总要作出扬此抑彼的选择，而其中的突出表现，是对孔子与秦始皇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作为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领袖，毛泽东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评价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时，其基本立场、观点是扬法抑儒，褒秦始皇而贬孔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其褒秦贬孔的态度更加明显。郭沫若《十批判书》扬儒抑法，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不同意郭老的观点。
毛泽东作此诗，还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在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如“克己复礼”之类）的条幅和材料。林彪之子林立果搞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又径直把毛泽东比为秦始皇而加以咒骂。毛泽东便越发感到林彪的极右实质与孔儒思想有必然的联系，批林必须批孔。因而呈诗郭老，就《十批判书》尊孔和骂秦始皇的问题提出批评商榷。在念了呈郭老一诗后，毛泽东还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可见，毛泽东此时借咏史而发政论，评说儒法，并非纯学术探讨，以此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用意是明显的。
这是一首朋友之间探讨学术问题的政论性咏史诗。今天我们拨开历史烟云，从诗歌欣赏的角度来阅读、分析、品评，或许可以得到较切实的理解和认识。
诗以《读〈封建论〉呈郭老》为题，可知是由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有感而发，就儒法问题向郭老呈诗商榷。首联“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婉劝郭老：请您不要否定秦始皇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人物，您对“焚书坑儒”这件事的看法，值得商榷。开门见山，正面提出分歧的论点和批评、商榷的意见。郭沫若在重庆时期写的《十批判书》，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当作“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使“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从而把社会向后扭转的人物加以否定，而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沿袭历史偏见，看成是专制暴行。毛泽东不同意郭老的观点。他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鲁迅先生就另有看法。他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毛泽东的看法与鲁迅相近，他认为秦始皇的做法是为了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未可厚非。他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他崇尚法家。”
颔联“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两句是说：秦始皇虽然早已死去，但他所开创的功业还长留史册，而您所赞颂的儒家学说名声虽大，但实如秕糠没有多少价值。将秦始皇与孔子对比评说，摆出“少骂秦始皇”的论据。毛泽东从小读孔夫子的书，但“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而“赞成秦始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孔的态度就比较鲜明。但从延安时期到50年代，他都多次说过：“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夫子当然是有地位的”，“此人不可一笔抹杀”。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孔子就越来越反感，对秦始皇的功绩越来越称赞。他说过：“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扬秦贬孔更为激烈。诗中斥孔学为“秕糠”，显然贬抑过分，是偏激之词。这大概与林彪集团尊孔骂秦始皇有关。
颈联“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进一步举出历史事实，秦始皇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重要政策、法令，历代封建统治者，绝大多数都一直沿用下来。这就充分证明，否定秦始皇的《十批判书》观点错误，“不是好文章”。毛泽东曾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段评论，可以作为“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注脚。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以诚恳友善的语气，写出对郭老的期望，劝说郭老多读一读唐人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这篇文章，不要从柳宗元的正确观点倒退到周文王的“封建制”时代去。柳宗元的《封建论》精辟地分析了“封建制”之大弊，“郡县制”之大利，指出“郡县制”是保证中央集权、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封建论》的意义，力劝郭老“熟读”之，可谓慧眼独具，语切心长。此联作结，哲理深刻，发人深思。
全诗主旨，在于批评郭老崇儒反法的错误观点，劝说他正确认识和对待秦始皇这样一位有重大功绩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见识独到、以理服人，议论峻爽、笔锋犀利，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已永载史册，历代君主无人超过，“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诗人石破天惊，起笔即一反常论独出新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敢于为秦始皇“讲句公道话”，平反千年历史冤案，还其本来面目。并举出“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论证。既明快峻爽，尖锐泼辣；又以理服人，无可辩驳。
诚恳规劝，情理交融，是这首诗的另一特点。诗人与郭沫若情谊至深，诗中在重大原则是非问题上毫不含糊，严肃爽直地提出批评商榷意见，但又平等相待，推心置腹，满腔热情。“呈”、“郭老”既示尊敬，又合常理（郭沫若比毛泽东年长一岁），言未发而情动于衷；“劝君”透露以诚相待的好意；“要商量”不是以势压人，而是平等相商，探讨歧见；“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将理性的启迪与深情的期望融为一体。郭老读此诗深受感动和启发，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二首呈毛泽东，诚恳接受、衷心感激毛泽东的批评。
在艺术形式上，应该指出：这首诗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议论为诗，二是格律欠严。以议论为诗，向为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不主张“以文为诗”。他的诗词佳作，都是形象思维的一流珍品。但此诗却多议论而少形象，多“直说”而少比、兴。虽说理透辟却缺乏形象的感染力和诗意的含蓄美。毛泽东还认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对于格律诗词，“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他的律诗名篇，都字斟句酌，严遵平仄格律。这首诗用韵严格，而平仄却多有未合，“失粘”、“失对”也不止一处，对于律诗这是犯忌的。诗中存在上述不足，与毛泽东深厚的诗词素养、鲜明的理论主张和严谨的创作态度，显然不相符。
如何理解、看待上述现象呢？只要联系此诗特殊的写作背景加以分析，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是为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而作的政论急就章，大约是未经执笔写作、修改，就径以口述由人笔录。可以想见，作者是只求论辩的达意，而无意于形象、意境的营构；只借七律的体式，而无心于格律的严谨。（客观地说，政论诗在形象、意境的要求上，也难与抒情诗同等。）更不能忽视的是，诗人此时已年近八旬，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正是国事多艰，暮年忧患，疾病缠身，心力交瘁。作诗已多年搁笔，“浮想联翩”难再，推敲平仄无暇。甚至可以说，作者虽用了律诗的形式，也未必是真正当作“诗”来写的；因而读者也未必要完全当作“诗”来求全责备了。此诗作者并未正式发表，本书也只编入“附录”，我们在阅读、评析时，应与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加以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