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官吏学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学。同年，又下诏进士各科以及选官员子孙入官，都要加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在大学设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以及在外的良医来做，学生常进行春试，录取名额为三百人。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职、补 职，和其他各学的方法一样。选用时，最高的是尚药医师，其次是医职，其他都根据等级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等（此事《宋史》没有记载，今根据 《文献通考》，但《通考》没有说是哪一年设立，只是说神宗时罢了）。

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观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师大学，而各州县的学校，规模好像没有形成，不知道是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是限于当时的力量 无暇顾及。至于大学，和今天欧美各国相比较，虽不能说完备，然而看他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分科大学的制度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英国 的阿士弗大学还要古老。假如不是中途废止，能继续它的事业并延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吗？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昙花一现，已经足为我国学术史的光荣 了。在王安石最初设置法科时，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为一科，让做士的人预习。礼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 为士果然能知晓道义，自然会与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晓道义，学习了法律也只能成为刻薄的人，为政哪里会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风俗敦厚了。” 唉！司马光这种说法，在今天法制论盛行的时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见识的人都会明白他的错误，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今天的这些文明国，不曾研究法学的不能 担任官职，那他们应该没有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了。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每项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反对，并不遗余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后世 读史的人，对于当时的所有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在他给仁宗的上书中论科举弊端很详细，等到他执政，却仍然不改革，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自己说过原因，在他的《请改 科条制札子》中说：“现在想根据古代的制度来改革它的弊端，只是担心没有下手之处，应当先去除对偶声病这样的文章 ，使学习的人能专心研究经义，等朝廷兴建了学校，讲求三代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只是不考诗赋而考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策，并不 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可当时攻击他的人已经很多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议改变贡举法，去除诗赋、明经等科的考试，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直史苏轼上议，其中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 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 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假使三代圣人重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径，何必非 要从学校中选出呢？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开始设学校，人们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道德品 行有学问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业绩，就要改变今世的礼仪，变革今世的习俗。又得征发民夫来营建房舍，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学之人，设学校安排教师；把不服教 育的，贬斥到远方，白白造成纷扰，这与庆历之时有什么不同呢？至于科举，有的说乡举应该重德行而轻文章 ，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取消诗赋；有的想要采用唐朝旧例，参考声望而取消封弥；有的要改变帖经、墨义而考试大义，这几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提高道德品 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来改正不正之风，以好恶作为习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设科举建立名目来选取这样的人才，就是教导天下的人共同弄虚作假。在上者以孝取 人，就会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会用残破车子、骑病弱马匹、穿劣质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无所不 至。就文章 来说，则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就政事来说，那么诗赋、策论都没有用处。然而从立国以来从未废弃过的原因，在于认为设定法规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 样。近世文章 写得华丽的，没有人比得上杨亿。如果杨亿还在，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晓经典研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他们还在，就是迂阔荒诞的人 了。从唐朝到现在，凭诗赋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么坏影响，而一定要废止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书，很是疑惑，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果说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其中不可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说 科举法规已经完善，那是还没有啊。现在是少壮之时，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入仕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这是科举败坏人才，完全不如古 代。”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经及诸科进士，去除诗赋，各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种经典，兼学《论语》、《孟子》，每试四场， 第一场大经，第二场兼经、大义共十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礼部考试就再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这是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沿袭数 百年而到现在了。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么多，都被废除，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只有这权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废除而最终没有废除的，却沿袭数百年 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举全部废除而用学校代替，这是最好的事了，而当时学校没有建成，而国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选拔人才。因此科举是不能迅速废除的，既然不能马上废 除，那么与其试诗赋，就不如试经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很容易看得出的。苏东坡所说的，一是说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举贤能也不会由学校出；二是说诗 赋虽然无用，然而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是说诗赋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毁兴学的政策只是劳民伤财，这真是所谓的莠言乱政，王安石斥责他们这些人是 流俗是恰当的。现在科举已经废除，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说法的错误，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写在这里，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说法没有根 据，所说都不成理，大概和这些类似。

以上三章 ，王安石当时施行的措施大体齐备，其余的小节还有许多，不关乎一代兴亡大计，就不再写了。

（考异七）世传王安石当国，设宫观祠禄这样的官来安置异己者，万口相传，不知这种说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王渔洋《池北偶谈》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宁二 年（公元1069年）所增设，不是祖宗原来有的，并且引用邱文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袭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据的是什么 书？但考证《宋史·职官志》中说，祠禄这一官职，是用来让贤者养老的，开始人数很少，熙宁以后增加了。又说：“在京的宫观一职，旧制是宰相执政充当，前任 宰相留在京师的，多授以宫观以表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创立的，这是很明确的。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后被授宫观这一职衔的不可胜 数，就见于《临川集》中的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被授以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以前。熙宁初年朝廷议论废 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置使提举都监，确实是冗散，但现在所设置，都是兼职，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礼当尊宠，不能以职事来要求。废与置的利害也不 多，如果议冗费，那么宫观之类，自然有可议的，就不只是置使提取都监是可裁减的了。”根据这些来看，则王安石当国，怎么会有增加员数的事？《职官志》大概 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话采用的。而琼山、渔洋这些人，对写在书上的祠禄来历全看不到，怎么和他们来论说历史？因为论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辩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