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荆公之政术（三）_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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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荆公之政术（三）_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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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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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荆公之政术（三）

军政

第一省兵

宋朝因为养兵而使国家困顿，拥有百万的军队，所花费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见识的人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然而最终没能进行改革，是因为这弊端已经积累很久，若不是豪杰之士不能改变。而当时的士大夫们习惯于偷懒，他们没有谁的心力足以担当此任的。现在先来述说当时的贤人们所论述有关养兵的弊端，然后再说王安石裁撤军队的政策（下面所抄录的虽然很长，然而读了这些才能知道当时旧法的弊病极大，不得不改变。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军队相配合，而攻击他的人是无理取闹）。

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1063年）知谏院范镇上书说：

现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赋敛很重，国家财政费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为兵多。议论的人肯定要说这是为防契丹而准备的。契庙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为朝廷送给他们的金银等财物更有利。即使他们放弃这种利益而南侵，那么黄河以北，就连妇人女子，都要成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将有什么用呢？只是预先蓄养而使民困顿。从百姓中征兵就会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会空闲，田地空闲赋税就会加重，赋税加重民心就会背离；寓兵于民间百姓就会多，百姓多田地就会开辟得多，田地多赋税就会轻，赋税轻民心就会稳固。与其使百姓离心而防备契丹，契丹没有来而民力已经匮乏，不如巩固民心以防备契丹，即使契丹来了民力也有余，国家支出有准备，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数一二一样明白。而现在在此问题上犹豫的人，让我深感迷惑。当年汉武帝因为军事使天下因顿，是他用兵来征匈奴扫平漠北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为军事使天下困顿，是不用兵养兵以至于此的缘故，并没有达到自己目的，何必要这样来做呢？

欧阳修也论述这事说：

国家从景德年间与辽国议和休战以来，已经有三十三年的时间了。当年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如今已经年老死尽了，而后来当兵的人还没有听见过战斗的锣鼓、见识过战争的场面。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饱暖，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的。现在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他拿，禁军分的口粮，自己不背却雇别人替他背。骄惰到这个样于，又怎么肯吃苦冒险去作战呢！前不久西边的将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遭失败，就是证明。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参加战斗，只是需要农民的供养，还是可以的，可惜他们空有一个士兵的虚名，其实却是骄惰无用之人。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壮的都在田里劳动，农闲时教他们作战的本领。现在则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着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壮的便被招去当禁兵，另外不够尺度较瘦弱的，都被送去当厢兵。官吏招人多的有赏，而老百姓正当穷困之时，便争着去当兵，因此一遇灾荒，留在家里耕田种地的只有年老体弱的人了。官吏对此却说：不招他们去当兵，恐怕他们去当强盗。唉！仅知道使他们一时不会变为强盗，却不知道他们将因此一生骄横怠惰变成寄生虫。古时成年健壮的人负责耕田种地，老弱的人游手好闲，现在是成年健壮的人游手好闲，而年老体弱的人留下来耕种，怎么这么相反呢？既然百姓尽力耕种，仍不免要吃猪狗之食，而一旦去当和尚、士兵，就会终身安闲，享受美好的食物，那么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减少了。所以说有诱民之弊，指的就是这个。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使用他们，就称这为暂时借用。那些官兵相互传告说，官吏央求我们了。而调遣军队的公文也称为请求。那赏赐是用来酬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没有劳心劳力的赏赐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八九百万，官吏不敢延迟一天。兵士得到赏赐，不因为没有功劳而觉得羞愧，而是去称量赏赐的多少，比较赏赐的好与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来呼叫，拿棍棒想攻击朝廷的官吏。没有事情的时候还像这样，因此知道士兵的骄横。兵士敢于骄横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他们没有正确的方法，制度没有建立。往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五十三年之间变更了五个姓氏的十二个君王，因为亡国被杀死的有八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余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灭亡了。那些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笨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实行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为环境和条件的制约。那个时期，东边北汉据山西，西边有前蜀、后蜀据四川等地，北边有契丹，南边有吴据淮南、南唐据江南、闽据福建、南汉据南海、吴越据两浙、楚据湖南、南平据荆南，天下分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环绕。以非常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实行割据，那些统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国家的时间短，威望德行没有融洽。强暴的君王勇猛的国君依靠武力实施统治，仅仅能够维持统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孙，不过一两次传位就要陷于败乱。因此养兵就像让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为害怕不敢吃，哪里还谈得上制约！天下的形势就像破屋子，修补内室则墙角坏了，修整椽子则栋梁倾颓，拼命支撑着，勉强存在罢了，哪还有时间制礼作乐，对各方面进行约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现在宋朝存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息了僭乱，没有能与我们抗衡的敌国；对内削除了藩镇割据，没有强大叛逆的臣子。天下实现了统一，海内平安。建立国家不能说时间不长，天下不能说不广大，可是军队不能够对外震慑却敢骄横国内，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却日益细碎杂乱，一切得过且过，与五代的时候没有差异，这确实太让人叹惜了。

苏轼也论述到：

军队没有事而要吃饭，这样就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让他们只吃饭而没有事做。这两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并行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有百顷的闲田就足以养马四千匹，而不用花费什么，聚集起四千匹马而运来百顷地上的马草，则它的费用要增加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轮流服役的士卒，而没有耕田的士卒，虽然都出身于农夫，而当他们成为士卒后，就不再关心农夫的事，因此郡县里没有经常屯驻的军队，而京师也不过有南北两个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要用虎符调动郡国的军队。到战事完后，军队就休整，各分散到原来的地方。因此它的士兵虽然不离开农业，而天下也不至于有匮乏，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唐拥有天下后，设置十六个卫府兵，天下驻军有八百余处，而屯在关中的，就有五百处，而他们没有战事时就耕田生产谷物，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增加县里粮食的存储，因此它军队虽然在京师，而天下也不至于困顿的原因，是他们不曾只吃饭而什么事都不做。而现在天下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不从事耕作的有数十万，都要仰仗着县官来养活，有汉唐的祸患，而没有汉唐的好处，选择了它们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这就是不分辨而将弊端全吸收。天下的财物，近的在淮河流域，远的到吴楚，凡是车船能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没有不把那里的财物都搜取到京城来的。天下安定无事，而赋税聚敛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财政部门所掌握的收入，仍苦于不够支出，这弊端都是由不从事耕种的军队在内聚集，而吃四方的贡赋的缘故。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驻在郡县中的。过去建国初，那些分裂的势力，拥有军队而不服，太祖和太宗，亲披战袍，经过奋战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们的君主而拥有了它们的疆土。而它们仍然有残余的力量，皇上怕复发，于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里，大到蕃镇州府，小到县镇，处处都有京师的军队。由此来看，则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来守卫，而这样能长久不变吗？花费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养兵的费用，没有比出征和行进更多的。现在派禁兵来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除了他们每月每年应当供给的外，而每天还要供给他们粮草，三年轮换一次，去的纷纷扰扰，来的接连不断，虽然每批不过数百人，而总共算下来，与数十万兵没有什么区别。三年一出征，农夫之力，怎么能不枯竭？来回运输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现在天下没有战事，武夫和凶悍的士卒，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视，然而都不得不成为闲居无用的士卒，他们以为给天子当兵，就应该吃好的穿好的，开府库，拿出金帛，如果有不尽他们意的，就群起而搅闹。这是做什么呢？天下是一家，已经是数千百年了，百姓拥戴国君，到海边都应是这样，和京城周围没有什么两样，也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只信任禁军。过去四川有均贼，近来贝州之乱，并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我认为郡县的士兵，可以慢慢训练而悄悄夺去他们的权利，那么禁兵就可以逐渐不用了。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场所吗？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各地没有什么不同，以前战国时各地都是要使用的。四川人的怯懦，吴地人的矮小，都曾与大国来抗衡，怎么能只用禁兵呢？现在的士卒，是疲惫、怯懦而振作不起来的，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对待他们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这样将吏们也无法使他们听从命令。假如禁兵渐渐减少，而供养他们的钱粮来优待郡县的士兵，那他们肯定会非常高兴，出于意外，他们会感激皇上的恩德，而愿为朝廷效力，又怎么怕他们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卫以及保卫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军，这样则内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养的费用，外也没有迁徙供应的劳顿，费用的节省，就可以过半了。

又说：（《策别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选择就已经很精，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农民中选择士兵，有固定的数目而没有固定的人；国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个士兵，如此而已。这样老年人能得以奉养，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没有不是健壮的子弟的。因此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耕作和打猎，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军队出征而供应粮食，不曾喂养无用的士卒。使他们经历艰险，精于武艺，智慧足以跟随旗鼓的指挥而进退，强大锋利足以攻入坚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够自己保卫自己，这样损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到了后世，兵民既然分开，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于是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卒。既然募民而成为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等，都要托付到军队之中，他们的姓名既然已经写到官府的兵籍册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农民，只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后无家可归，那么他们肯定不愿意离开军营。因此就是那些没有用的兵卒，即使减少他们的粮食和报酬，也都要一辈子靠军营生活。所有人从二十岁往上一直到衰老，不过四十余年，身强力壮，足以上战场拼杀的，也不过二十多年，现在供养他们终身，就是一个士卒共有二十年没有用而却要官府供养。由此可以推断，养兵十万，其中有五万人是可以离开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没有益处的花费。现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过去陕西那一仗，都靠平民为兵。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旱灾和蝗灾，到近年青州和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日益多起来。查考资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募兵的数目，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没有经过训练的，不能顶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费，比古代多百倍。这实在不能长久不变。凡是百姓要当兵的，他们这些人多数不是良民，在他们少壮时，赌博饮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舍身到军营中，等他们年岁大了，气力不足了，后悔也来不及。我认为五十以上，愿意再恢复为百姓的，应该听从他们。从现在起，百姓愿意当兵的，三十岁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百姓三十而去当兵，十年后回去，他们的精力还足以养小的送老的，还可以为他们的终身打算。在他们应募时，就已经知道在这里不出十年，而要为他这十年而打算，到时候削除了他们的兵籍而没有怨言。用官府终身供养无用的士卒的钱来招募别人，应征的人肯定会多，这样官府就不会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于无辜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超过十年就要恢复为平民，就会自爱而不去犯法，也不至于结交一些无赖或自己去做恶人。现在天下的祸患，在于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们常常骄横凶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盗贼来攻而不能抵御，外族来抢掠也不能抵抗。现在如果让百姓来代替他们而来当兵，之后还可以恢复为百姓，那么天下了解军队的就多了，而盗贼和外族就会有所忌惮。

读了这些就知道，当时养兵的弊端，是万万不能不改变了。而范、欧阳、苏这些人所建议的，就是后来王安石所施行的。要等到王安石的时候才改，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的大业，终究不是那些议论者所能办到的。宋仁宗是优柔寡断之主，不能和他来讨论大计。而神宗则是英明果断的君王，可以辅佐他并施行这些改革。然而皇上一谈到要实际操作，群臣们一个个都变了脸色，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首先阻挠的就是司马光，他说：

淘汰的多了，人们惶恐且怀疑，会招来忧愁怨恨，虽然国家太平，法令严密，这种搅扰，也不会怎么样。可是诏书一下，万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动百姓，朝廷到那时想省事，把诏书收还，就会马上失去威严，之后就不能指挥这些骄兵了。如果硬要推行，则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导致张彦之乱，这事是可以借鉴的。

司马光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当时反对党的代表。问他们理由，不过就是担心骄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们造反，而决心姑息养痈。假如没有王安石，那么这件事也就因为听了别人的意见而废止了。当时皇帝和王安石议论裁兵的事，皇上说：“密院以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乱。”王安石说：“陛下亲身施行德义，勤劳于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建忠叛乱的原因，是因为德宗用卢杞这些人而疏远陆贽，他不亡国，是他的幸运。现在所决断的事都出于皇上，详细定立条例，逐渐来施行。”皇上的决心才下。于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下诏给各路的监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条件的记录下来，不能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任厢军的免为平民。不久又下诏挑选各路年龄四十五岁以下还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岁以上愿还为民的，听其自便。旧制兵卒到六十一岁才可退休，有进还不马上允许，这时免为平民的很多，冗兵从此裁减许多。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废除合并各个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数额改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之后总兵也进行调换合并，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营，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边的各路以及厢军调拨合并，都聚集并取整补零，都规定了人数。从熙宁到元丰，每年废除和合并都很多，而增加武卫军，严格他们的训练方法，不过几年都成为了精兵。

冗兵应该裁减，当时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动作的原因，就是怕兵变。然而王安石毅然施行，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们所谓的可怕的事在哪里呢？该不是这些贤人们怕惹事，不肯负责任，不肯被埋怨，宁可坐视国家的凋敝，最终也不肯用自己的爵位名誉去尝试那成败不可知的事情。他们自己打算的是很好的，但不知国家要这些大臣们有什么用。治平年间的兵，共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到熙宁，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时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比之前裁去了一半。王安石初执政，而能节省宫廷费和其他经费十分之四，执政十年，而能逐渐裁减冗兵十分之五，他魄力的雄伟和果断、刚毅，难道可以衡量吗？他做事的艰苦和辛劳，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两者，都是当时的言论家们每天所谈论的。谈论而不去施行，王安石施行了，而这些人又都来诋毁他，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人心的人。而后的论史者，对这样的伟绩，熟视无睹，他们真可以说是没有长眼睛啊！王安石所裁去的士卒，《宋史·兵志》详细记录了他废除和合并的过程，将建隆以来的制度与熙宁以后的制度两相比较，学者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事，可以核查，这里就不抄录了。

第二置将

王安石裁减军队，不是退缩的政策，而是进取的政策。宋代的军队虽多而不能用，原因很多，而最严重的，就是将和兵不认识，兵和将不熟悉。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的弊病，怕有能力的将领拥有自己的武装，于是创立了更戍的方法，分派禁军去守卫边城。这可以阻挡那里悍将骄卒的跋扈之气，这办法很好；而也有它的坏处，不仅士卒轮换频繁，劳民伤财，还因为将不了解士卒，士卒不认识将领，使有兵等于无兵。到王安石执政，才派遣了一些将领到各路领兵，总管禁军，使兵认识将，将训练兵，平时有严厉的训练，而没有轮番调换的劳苦，有事再派遣，这实在是宋朝兵制的一大改革。现在考查当时将领的人数和他们所在的地点，列表如下页：

天下共有都为九十二将，还有马步军十三个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都为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这是王安石所定立的常备兵的编制。一个将领一个指挥之下所管辖多少士卒，史书上没有说明，今已不可考；但知道忠果十指挥是各领五百人，而东南各路诸将所属的士卒有在三千以下的。大约各随屯驻地的险要程度来定数额的多少，数额不是一定的。

这里所说的将，并不是将帅的将，而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大概类似于今天新军制中所说的“镇”，也类似日本军制中所谓的“师团”。它以第一将第二将等作为它的记号，也与现在的军制暗合。而选择全国险要的地方，而分配使他们各有各的位置，这又是今天管军事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它第一项中的三十七将，是保卫京师的，并防契丹的。韩琦请求撤除以免契丹生疑所指的就是这些（颜习斋曾驳斥韩琦的说法，即使是御批《通鉴辑览》也不支持他的说法）。第二项的四十二将，是用来图谋西夏的。王安石对于这两个外敌，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它们，因此他把兵力布置在这方面特别多。他第三项的十三将，是用来保境内治安的，因此安排在后方，而它的兵力也只是全国的五分之一。

将兵的制度，之所以和晚唐五代的制度不同，是因为它都是禁军，天子自己任命大元帅来统领，将官不可私自有自己的士兵，因此兵权没有旁落的祸患。这种制度之所以和建隆以来的制度不同，是将领与士卒相互认识，有训练的过程，而没有换防的烦扰。和当今相比，只有德国和日本的陆军编制法和它类似。像中国现在的编制，就是学习也是达不到。唉！王安石离我们太远了。

自从元祐年间推翻新政，将兵这种制度，虽然没有全部废止，然而让州官、县官兼管军队，与将官分权，军令不出于一处，造成士卒日益偷闲懒惰，等到女真人长驱直入，没有人能抵御，而宋朝也由此南渡了，悲哀啊！

第三保甲

裁判军队，设置将兵，这都是王安石一时权宜的政策，暂时救时弊而已。如果说他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还不在这里。王安石，大概是个全民皆兵主义者，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废除募兵改为征兵，于是保甲法兴起。

保甲的性质有两个：一是地方自治体的警察，另一是后备兵和民兵。王安石办保甲的用意，本想来改革兵制，而他下手是从警察开始的。这里先说警察的保甲。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开始颁布保甲法，它的内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载很烦琐，这里综合一下并加以诠释）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同保不到五家的，归到地保。有从外入保的，就收为同保，等满十家才另设置为保。

（二）每保设置保长一人，每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让主户有能力的人充当。每都设置都保正一人，副都保正一人，让众人所服从的人充任。凡任保正的正副保长，都要通过选举。

（三）每户有两个男子以上的，先由一个人为保丁，附保两个男子以上，有其他的男子而且健壮英勇的也附在其中。

（四）凡不在禁止范围内的兵器，都允许保丁使用。

（五）每一大保，每夜轮五人防盗，凡是抓捕所缴获，赏给抓捕者。

（六）凡是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抢夺人口、传布妖教、制造存放毒药等罪的，知情不告的罚。但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能告发。

（七）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过三日以上的，邻保即使不知情，也要给予失查的罪名。

（八）此法先在京城地区施行，以后再推广到其他各路。

由此看来，保甲法最初的性质，和今天所谓警察正相类似，这是很明显的。而它的警察权，委托给地方自治的团体了。警察权应当集中在中央，还是应当分到地方呢？应当用官吏来任这职务，还是以百姓来兼任这职务？这两者各有利弊，至今讨论政治的人也没能断定。而在地域广阔的国家，中央政府的力量，苦于不能全面顾及各个角落，那么使用官吏来做，还不如让百姓自己来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就是地方警察的性质。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并不是将它作为警察就完了，实际是想要改募兵为征兵，而借保甲为开端。当时宋的制度，有称为“义勇兵”的，数额不少，而他们的无用，也和禁兵、厢兵差不多。王安石是想用它的形式，而改变它的精神，这是立保甲的本意。开始创立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认为它正确。王安石与神宗以及大臣们反复辩论，才最终施行。今据《宋史·兵志》抄录他们辩论的词句如下：

皇帝认为府兵要与租庸法互相配合。

王安石却说：“如今义勇、士军轮番服役，已经有了粮饷，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内保卫外出戍守，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自然可以去做。只是义勇都是善良百姓，应当按照礼法道义奖励培养。如今颠倒的做法是将他们的手背刺字涂墨，训练而耗费，让他们转运粮食。这三方面是人们所不乐意的，如果再驱使他们迎敌，使得他们遭受杀戮，尤其是人们畏惧。”

冯京说：“义勇也有因拉硬弓得以应试领受恩典的人。”

王安石说：“拉硬弓却力量不够，就停止进取，这样朝廷有施恩过当的地方，并不是当初奖励让人从事军事的用意啊。如今想要处置安排义勇全都应当与此相反，使得害处在于不做义勇，而利益在于充当义勇，那么风俗能够改变而众人的武艺可以练成。臣希望选择乡里豪杰作为将校，稍稍加以奖励提拔，那么人们自会心悦诚服。假使如今招募士兵担任警卫，已经有累官至刺史以上的人，移此与彼，本来就没有不可以，况且不至于像这样耗费国家俸禄，已经足够让人们乐意去做了。陛下真能慎重选择，身边大臣都有行政的才干，那么将来可以让他们分头率领这样的军队了。如今招募的士兵是出于没有本事的人，还能够担任军厢主，那么身边大臣以上难道比不上这种人？这是先代帝王既有的法令，是国家社稷的长久计策。”

皇帝认为他说的很对。

皇帝又提到节约财政费用。

王安石回答说：“裁军是最重要的。”

皇帝又说：“比照庆历时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便举出河北、陕西的军队人数，忧虑招募的士兵太少，又训练选拔不精良，遇上紧急情况有时误事。

王安石却说：“精加训练招募的士兵，而且鼓励三路的百姓学习军事，那么军队能够减省。为臣多次说过，河北从前被军人割据，内部对抗朝廷，外部与四邻为敌，也有抵御奚、契丹的，军队储备不必向外部寻求就足够了。如今河北人口繁殖增多，又拿着全国的物资去送给它，还常常好像不够，用来抵挡一面的敌对势力，那些设施竟然比不上军人割据的时候。那么三路的事情有应当议论和筹划的，只在于专一使用那些百姓罢了。”

皇帝又说边疆部队不够用来守卫。白白耗费衣物粮食，但是巩固边境又不能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如今再裁军，就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来对付紧急情况的了，不裁减，那么耗费财物使得国家窘困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臣认为如果不能够治理军队，恢复古代制度，那么我国就没有富强的可能。”

皇帝说：“唐朝定都长安，府兵大多在关中，目的是加强根本。如今定都关东则是府兵强大，那么京城反而不足以对付四方。”

王安石说：“府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排，又可以命令他们进京保卫，那么不用担心根基不强大。”

韩绛、吕公弼都认为进京保卫是困难的。

文彦博说：“像曹、濮人专门当强盗，难道让他们进京保卫？”

王安石说：“曹、濮人难道没有响应招募的，全都是强横狡猾奸刁的人？还不值得担心。义勇全都是善良百姓，又派有财力物力的人户担任将校，难道又应该认为值得担心吗？”

陈升之想要让义勇逐渐戍守靠近京城的州郡。

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要去除几百年招募军队的弊端，那就应该毅然决断，详细定立法制，使得它主次前后全都齐备。不这样的话，是没有补益的。”

皇帝说：“控制并使用他们，在法令上应当事先制定条令，逐渐地推行。”

文彦博等人又认为士兵很难派他们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戍守。

王安石说：“以前的朝代出征流求，讨伐党项，难道不是府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