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而且放逐神宗朝的旧臣，这里记录这事情的大概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
十一月，废方田法。
十二月，废市易法。
同月，废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 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青苗法。
三月，废免役法。
四月，废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到滁州，放逐吕惠卿到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到新州。
以上不过举出那些大的事情，其他不复一一举出。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事，没有一项不废除的；对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 一个不罢免的。范纯仁曾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当慢慢研究一下再说，不然的话，可能伤害百姓。希望您虚心听 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就有可能被逢迎者乘机迎合。差役法也许不好改回来，可以在一路先施行一下，来看一下效果。”司马光不 听，坚持得更坚决。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啊。如果想取媚于你而得到容悦，比原来去迎合王安石以达到富贵又怎么样呢？”（见《宋史》范纯仁传）过去 司马光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贤能却刚愎。司马光的贤能，我不知他比王安石怎么样，如果说刚愎，不是更加相像并严重吗？从此新法就全完了。
新法应当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 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再多说。而根据俗史记载，则说元祐初年，整个形势是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周边国家都震动，我没有空来分辨这些。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说明一下。陈汝锜在《司马光论》中说：
靖康之祸，评论的人都认为祸端在王安石，我认为祸端是从司马光开始的。 并不是司马光祸乱了靖康，而是司马光引起了靖康的祸乱。新法不是随便的尝试，每一个新法确立，皇帝和丞相，反复商议，如家人朋友一般，成年成月地辨析，才 开始颁布成为法令。而神宗又不是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知道民间忧乐的人，根据利而计算害，从开始推究到结束，法还没有在国内颁布，能否施行在心中已经很明白 了。因此虽然凭太后的尊位，岐王的威德，上面从执政官，下到守门人，都苦口相劝，也不能使神宗停止。虽说施行的过程中奉行过了头，有利也有害，实际和声名 不一致，但关键是新法是在旧的基础上来图新，改变弊端而成就美好，使在下不伤害百姓，对上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坏人没有可乘之机，这样报复的祸患就不会来 临。为什么这样自以为是，将前面的都违反呢？原来太后等人争取却不能从神宗那里得到的，现在范纯仁、苏东坡等人争取也不能从司马光那里得到。一遇到逢迎自 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守法，先帝尸骨未寒，而这些法已经破坏完了。这是以臣胜君，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中就废除了。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贤于神 宗，而过去的良法，现在都已经成了不良的措施，也太蛮横了吧！孔子是怎样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的呢？现在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好的百世 也不能变，而像王安石建立对天下有害的，改变它就要如同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般。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政策都由王安石来做主，听任臣子牵着鼻子走，而 说是王安石所建立的？王安石离开相位居于金陵八年，新法和原来一样施行。王安石所建的法，使神宗终身坚守，为什么不和手实等法一样都报废呢？而且元祐时所 铲除和改变的法律无一遗漏，他所说的百世不可变在哪里呢？我怕先帝有灵，一天也不得瞑目。又说：太皇太后是以母亲更改儿子的东西，不是儿子更改父亲的东 西。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告知宗庙并颁布于天下臣民的，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将先帝的政策搁置起来，因此吕后就可以灭 刘，武后可以篡夺了唐的天下而为周。大臣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君王放在眼里，因此徐纥、郑俨、李神轨这些人相互勾结而势倾中外也，这些先例都可借鉴吗？ 况且元祐初年，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不是婴儿皇帝了，朝廷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宣仁太后，而皇帝无法参与。即使皇上提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仪 呢？苏子容感到这事危险，每次都对这些老臣们说不要太找麻烦，皇上是任人怪罪的吗？而哲宗也说只有苏颂知道君臣之礼。大概哲宗藏在心中的愤怒，已经在绍圣 亲政之前就已经有了，而小人们报怨，也不等章 惇、蔡京执政了。为什么会这样？做臣子的力求胜过皇帝才算是忠，难道儿子不力求继承父亲就是孝吗？皇上表现出自己的用意，下面就会有异常表现：首先的表现 是章 惇，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闲日子；再就是蔡京，为妖为孽，假借绍述的名义而满足私欲，宋代的事也就无法挽回了。这些罪过中司马光又应当有一部分吗？孔子 说：“讲话一定要考虑讲话的影响，而行为就要考察它的效果。不顾影响，不顾效果，就等于把它交给上天。”就是说上天如果降福给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上天 可以被希冀吗？难道上天让神宗死是降福于宋吗？那么太甲颠覆典刑，就是上天降福给商；汉惠帝和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划一而清静，就是上天不降福于汉了。
王夫之《宋论》中说：
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后的，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共六年。绍圣改元之后，提拔小人，恢复苛政，成为天下的祸患，不再说了。元祐的政策，也 难以再理清了。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元祐而实际上是效仿他；那么元祐年间的所作所为，是改正熙丰而未尝不效仿它，况且是引导绍圣使他们效仿。唉！宋 能不变乱而危亡还能支撑多久啊！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君王，怎么能够将朝廷作为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样必然会有事发生。事是国 事，它的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它最大的用途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确定政策和刑狱；它的急迫是边疆的稳定，它施行于民，百姓劳作多时使他们得到休养，百姓闲 时教化他们，有天灾拯救他们，有暴吏要惩治，用实际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定；选择士人，要培养他们恬静的心，用他们上升之气，从底层把他们提拔上来，用君子 的实际来劝导他们。不单单是绍圣时，就是元祐时的这些人，能有几人做得到呢？能卓然提出独到见解，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并能告诉皇上的，刘器之上书谏寻觅乳 媪，而因为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不要因为署废而停止，范淳夫劝皇上好学。这些之外，都与已死的王安石争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能用于实政措施的。所提 拔使用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人，只要是熙宁、元丰间被贬的人，急急忙忙极力起用，难道新出现的这些士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大任吗？百年培养出的栋 梁之材，为他们伸展被放逐到边地的郁闷之气，这样就可以不辜负上天吗？他们要体恤民情，王安石的新法就必须要改变。许多年间怎么会没有水旱？而不去拯救。 四海之大怎么会没有冤民？而慰问不到。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难道就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而没有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之外，难道没有行为端好的官吏 吗？而提拔不迅速。西部边境又发生了紧急事件，没有听说派一个将领去阻挡外族的侵犯和凌辱；每年给契丹的岁币多次增加，没有听到谁想出谋略而杜绝它的欺侮 的。如果都这样宋怎么还会有天下呢？只不过成了元祐这些人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天下罢了。马、吕两人，也不是没有忧国的诚心，但除了粗硬之气外，再也没有 什么了。蜷曲在边远的地方，希望将来大展宏图的大臣们，在峦烟瘴雨中掸着尘土，舒缓自得的样子，在外的不知道还有个有志没有施展的帝王，在内不知道有个靠 不住的女主人，朝廷上不知道有不昌明的法令，在野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外面不知道有觊觎江山的强敌，一切都寄托在人家不来骚扰上，众人都来奉二公为宗 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议论。而且二公耳背眼花，以为只有废除这些法令，赶走这一党，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重新施行老的政策，才是国家百姓巩固稳定的办 法，其他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唉！这难道足以告慰皇上对国家的托付，不愧对皇天和先祖，安慰四海的孤独者，折服西北狡猾的入侵者，而做到了大臣的职守吗？ 我如果有君子正直的品德，奸邪小人自然不能偷窥；我如果能根据事实来制订政事，那么欺骗就无法得逞；我如果能小心地挑选有能力的将领，来保卫家园，那些求 功生事的说法自然停息；我若真能去除中饱私囊的弊端，同时使财物丰富，那么聚敛害民的想法自然会消失；我若真能用醇静的风气来教育士人，在难以仕进的人中 提拔人才，为国家储备百年的人才，则奸佞之人的觊觎自然会收敛，而善良的人自然会加强修养。而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夜以继日，如同找丢失的孩子。提拔一个 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时所罢职的；罢免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间所升职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年间所革除的；革除一种法令，就说这是 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间的这些人，处在仁宗、英宗的时代，他们将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做不成，就这样悠然乐哉地直到老吗？没有见到他们 有什么理，仅是气而已。 气一动就不可停止，于是吕、范在官府之中生出不协调，雒、蜀、朔党在官署中生出不协调，还怎么说元祐时还有君王、宋还有国家呢？绍圣时的那些奸人，驾大 车，沿康庄大道登上高位，没有人能驾驭他们。反对他们的人，也向他们学习。因此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没有一天无祸乱，没有一天无危亡之地，不只是绍圣不是 这样。在这时，契丹的君臣们，也昏淫不能自保；西夏元昊的子孙们，也偷安在那里不足成为祸患。如果不是这样，靖康那样的祸端，就不用等到来日了。而契丹衰 败，夏人弱小，正是汉宣帝北击匈奴的时机，而却集中了全国的精神，来争论一彼一此的短长，而不能自振。唉！难道只是宋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此开始 了。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而求他们的实际作为，没有一个是有心之人。如果能够明白得失的道理，怎么能 与愚昧的百姓，一起来庆祝呢？
（按）王船山此文中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句，已经不能考证了。王安石当国时，没有放逐过一人，据前面表中所列，已 经非常明白。即使是王安石辞相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过有贬大臣到偏远之地的事，因此元祐时放逐蔡确到新州，而范淳夫说这条路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这 话可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