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自古至今之人评说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毁为小人的，就不用再说了，就是把他奉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当做他的错误。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吗？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记述的，没有一个不是小人的吗？让我们去除成见，公平地去细察一番。
我曾极力强调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这样。王安石曾说：“洪水的祸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 大臣中，只有鲧是擅长治理水患的。所以说即使违命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由此推断，即使说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在他被罢官回家之后，也曾说 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晓别人，给自己造成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较多、情谊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牵累，自己很是后悔，这也是事实，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小人也 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则要看用他的人。凭一个纯粹的君子来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小人，是因为他有机巧和变 诈。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备的机巧和变诈能与小人相匹敌，甚至要超过他们，纵然他们使尽浑身的伎俩，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这样才可以去用小人。 像张江陵就是这样的人，胡文忠也是也是这样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这样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安石是纯粹的君子，是不会 玩弄权术的君子的缘故。
即使这样，说王安石是专门好用小人也不对；说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王安石给宋神宗上的《论馆职札子》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因当政的人， 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许多人有点小才而没有大义。这些人得志，就会败坏风俗。想要改变这个弊端，就是要亲近忠良之人罢了。”王安石这样去规劝君 主，难道他自己不会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宋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天下的人只见朝廷以任用有才能 的人为首要标准，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风俗因此而败坏，那样将后患无穷。陛下应当考虑国家大事的轻重缓急。”（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传里没有记 载这些话，华氏的《续能鉴》中，在熙宁二年三月中有记载，见于《宋史》的什么地方，没有来得及细查）这些举荐贤良远离小人的话是这样诚恳和迫切，所以与其 说是王安石好用小人，还不如说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虽然矫正了他而又没有全矫正过来。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后世称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只是有些 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实施，就没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认为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王安石既然锐意改革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愿意推行新法的，虽然想一直用他 们却又不能，从道理上讲这事肯定是这样。而因此说王安石没有使用君子的心愿，从中看不出来。如果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后来的史家，就不再管这人平时的品行 如何，就是支持新法这一项，就已经被指责为罪大恶极，还不单单是这样，又往往虚构一些事实，非要让他背上恶名才罢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 平常与他较熟悉一些的，也没有一个幸免的。像这样，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会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只是这些人一经王安石的提拔，马上就会被史 家加以修饰处理，即使是君子也变成小人了！我不敢说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只是说即使有小人，那他们的缺点也不像记载的那样严重。就像王安石这样品 德高尚的人，经过史家的加工刻画，都使后来的读者觉得他活生生是王衍、卢杞这样的人，那么其他行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给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毁还有什么不可 能的？像韩琦这样被指责为与宦官相互勾结，像欧阳修也被指责盗淫甥女，况且整个朝廷对他怒目相向，说他是希望得到并极力巩固恩宠，修饰自己，欺蒙圣上，当 时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哪里还有是非之心，而他们所说的话又可信吗？孙固在朝廷上争论几句，与当时舆论稍有违抗，就被指责为奸邪，那么千百年来，指责王安石 所使用的人为奸邪的，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孙固的呢？我并不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来辩解，但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下面就把可考证的一些人一一列出 来。
陈升之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一文。大概他还在做小官时，王安石就希望能给他 以重任，等制条例司刚刚设立的时候，就把他调过来与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丞相，是王安石推举的毫无疑问。陈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经手的有一百多宗 事，可以说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辈，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的缘故，被写史的人称为狡猾多变，善于附会而贪图富贵的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断的 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宁三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做同平章 事。到神宗年末，一直担任丞相一职。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荐的，他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宋史》在他的本传中对他执政前的事多是赞美表扬之辞，写他 执政后则多是指责他的缺点和错误。平心而论，他算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王安石才设置制置条例司时，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一职。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条例司才设立的时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个。程颢实际上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为 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在王安石传和程颢传中，并不记载他做条例司官这件事，因为被王安石所赏识成为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很避讳提及这事。
刘彝条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之前他本是一个县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来的。史书上说他因为不配合新政而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择管水利的官，因为他熟 悉东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长而委派他专门做一件事罢了。因为他无关紧要的缘故，《宋史》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贬词，还很称赞他 有才干。
卢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史书上说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扰民，然而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综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誉和实际的差距就显现出 来了。后来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异就可以知道了。他的父亲因为谦让而闻名，而户秉还没有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望。他曾说林木如果不培植，根 株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节一样。蒋堂赏味他的这番话，推断他将来必定成为大器。王安石因为看了他的《壁间诗》，赏识他的静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卢 秉后来戍守边关，多次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神宗亲下诏书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这事，也以义为由不让他回来。后来卢革病重，才得以回家，从此就再也 没有复出。由此看来，卢秉的名誉和节操，确实是非常可观的，不辜负王安石的期望。而《宋史》却说他迎合曲从世俗的爱好，父子的为人相差很远。卢革从来没有 说过他儿子品行不好，并且还以大义来要求他，不准许他退休回家，而写史的人不准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什么原因？只不过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缘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个人。《宋史》都没有为他们作传，事迹也无从考证。从程颢、刘彝、卢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不错的人。（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都是当世被称为贤者的人，不知是根据什么书说的，有待考证。）
吕公著吕公著后来和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认为他是大贤，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官，实际上是王安石所举荐的。史家怕玷污吕公著，就在吕公著的传中 讳而不谈此事，而在他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说：“王安石知政事，恨吕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对他说要用他的弟弟来做御史中丞来逼迫他。”大概是想用这来增加王安石 的罪状。却忘了这是吕公著所避讳的，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看， 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么能推荐弟弟，用了弟弟又怎么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荐吕公著，是明显而没有疑问的，那些诋毁 王安石专用小人的人，将怎么来解释这些呢？
韩绛韩绛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代替陈升之管辖条例司，不久就做了参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后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当时人称“传法沙门”，也 因此在《宋史》他的传中被特别地丑化和诋毁。考查一下神宗才继位的时候，韩琦就推荐说韩绛不辅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说他才德的优良，不只是王安石知道。他早 年断案廉明，抚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绩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做谏官时多次谈到宫廷中长久积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庆州羌族叛乱，他一举平定， 可见他擅长军事谋略。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多次打压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够不屈服于时俗吗？”一些官吏阻止皇帝 的恩泽惠及百姓，韩绛坚决反对。曾对宋英宗说自己身犯众怒怕有人告状，英宗说：“我还没有继位的时候，就多次听说当官的把国家大事送人情。你所坚持的是对 的，为什么要害怕谗言呢？”他这种刚正的气节，是历朝所不多见的。他曾说过，要想富国，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个请求改变差役法，他是当政者中特别懂得 大体的人。他还多次推荐司马光，一点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使人敬佩。（以上都是根据《宋史》中他的本传讲的）由此看来，王安石推举韩绛来接自 己的班，可以说选人得当。凭着韩绛的贤能，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守住新法不变更，那么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出的。而《宋史》中他的传，只因为这个原 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后，就附加给他种种诋毁的言辞，不顾及传的前半篇相矛盾， 我从这里就看出来《宋史》是不可信的。
韩宗师是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书上称赞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举荐的，官至参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记他。他生平的政绩非常好，《宋史》他的传中对他不能加以诬蔑和诋毁，只在最后说：“绛到哪里 都会留下好名声，只是他没有独立的操守和仪法规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当时的舆论对他很看不起。”在传后的评论中说：“王安石当政，一时间士大夫 中向来有些名声的，都改变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处都是这样。元绛所经历的官职，都有很好的政绩，他也逢迎王安石，见识小啊。”如果是这样，凡是不肯 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百千种美德，都要被一个“谄”字所抹杀，成为没有独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成为小人吗？史书中的《韩 绛传》也说他贤明，而最后加了两句说：“韩绛因为和王安石是同党而当政，因此好的议论就少了。”和这个传是同一个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价值就可以看 出来了！
吕惠卿《宋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的传中。吕惠卿肯定不是君子，这就不用说了。王安石了解吕惠卿，实际上是欧阳修介绍的，介绍他的书信在欧阳修的文集 中就有。嘉祐六年欧阳修还有一篇《举惠卿充职札子》，文中说：“吕惠卿有才学有见识，聪明而机敏，尤其能晓文艺，喜欢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文雅 之士。”欧阳修向来以识别人才著名，他所荐举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称赞吕惠卿“饬躬”、“端雅”，则这个人恐怕不只是才学优异而已。据《宋史》他的传 记中所记载他的罪状，大半是有关他奉行新法的。可是我以为这不但不能称为他的罪状，还可看做他的功绩。他的传中还记载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军来围 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来防备。等敌人到来后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夺而野外什么都没有，想要求战可守将们都按兵不动，想绕到南边又怕腹背 受敌，停了两天就退回去了。据此可以说他不单有政治才能，还有军事才能（在他的传中写了他治军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惠卿是否真是一个奸邪 之臣，应当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这一件事来决定。据元祐初苏辙弹劾他的文章 ，说他与王安石势力相互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启王安石的书信等等。后来的史家，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丞相的事。现在考证元丰三年，王安石有《答 吕吉甫书》中说：（吕惠卿来信中称特进相公，王安石是在这一年刚被授以特进的，所以知道这事应当是在这一年或之后）
与您同心，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政见，都是因为国事，哪里有其他的呢？同朝众多的人中，您单单帮助我，我对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别人议论您，我并没有参 与。那么您为什么要怨恨我呢？我只是办事方便而趋赴时风，我不知道那些议论。根据实际情形来说，您是这样的明白。您的来信很明白，看后感觉到非常失意。往 日我所做的，确实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今天对您来说，还有什么旧恶要挂念呢？（下略）（按：吕惠卿来信中有一句：“自己检查自己感到很浅薄，也没有琐事的 嫌疑。您是这样的高明，为什么要记我的那些旧恶呢？”王安石因此给他回的信。）
由此来看，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最后分道扬镳，确实是事实，而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公事呢，还是私怨呢？还不能知道。根据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应该是公 事，从史书中来考证，也有可以考证到的地方。王安石刚被罢免后，吕惠卿接任，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重新担任丞 相后就把这些都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搅乱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就是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这是由于他学识不足造成的罢了，还是可以原谅的。而吕惠卿 自己说“反思自己很浅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还是王安石大度，不与他计较呢？我私下以为吕惠卿当时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挠新法执行的人，想办法惩治他 们，而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看一下王安石被罢免后的数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郑侠的事，这可以看出了。也因为这个，阻挠者恨吕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厉害。又 因为他和王安石之间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评他的为人，说他猪狗不如。我以为吕惠卿确实不是什么品行才学优良的人，然而私下怀疑纣的错误，也不如 他严重。
（考异十六）《宋史》吕惠卿传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是变法的谋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吕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过 是个傀儡。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所说的；如果真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时的诗文和上 仁宗书就可以看出。《答吕吉甫书》中说：“整个朝廷中，只有你帮助我”，是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辅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安石和吕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辞都很粗俗。如果真像里面所写，那不只是吕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蔡 上翔对此辨析得很全面，这里就不把这些烦琐的内容引用过来了。只看一下《答吕吉甫》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凭王安石的为人，怎么肯做出这些 卑劣的事情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一封信就足够了；如果还是不信，则我再多说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