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荆公之学术

王安石的学术，内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外在于治理国家，付诸实用。他存身自立、行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学术。何必在这些之外再寻求他的学术呢？即使这样，他的学术也有可以论说的内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无不认为经学是根源。而所谓的经学，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汉初兴时，传习经学都只解大义，不去研究章 句。而它的大义也都是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的。因为是口口相传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当然地解说，应当能得到经书的本意；因为它很少写到竹帛 上，能听到的人很少，也就无法长久地传下去。那些大师们不在了，经学也就很不好解了。两京的那些研究经典的人们，强拉硬扯地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 解释经书，是不是真的得传授于孔子门徒，已经搞不清了。即使有孔子门徒的传授，也不过许多义的一义，它不足以展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这时候如董仲 舒的《繁露》来解说《春秋》，刘向的《新序》来解说《诗》，他们的解说，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师所教来写，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图。把经中的含义引 申发挥，为经学开了一条新的蹊径。到东汉末，离古代更远，口口相传的更少了。贾逵 马融 服虔 郑玄这几个儒者出现，开始专门把章 句训诂作为教学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义可能还有没解释清楚的。从魏晋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欢学习，而只用文字相崇尚。有三五个知识渊博 的，还出自佛学门下，而儒术不足以成气候。这时期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是贾逵 马融 服虔 郑玄等人的跟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有创见的内容更少。到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剖析，经学的壁垒又有了新的变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 命，而经世致用之道，则不去讲，说只对身心性命有好处，经世致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实现。到极点的时候，以至于只提《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把这几种摆在众经之上；而汉代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都被束之高阁。身心性命不可不讲这固然是对的，然而这是孔子所谓的智慧在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 们说的，而性命与天道，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用这些给普通人讲能得到什么呢？再说经世致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只要对身心性命有好处，其 他的都可不学，那么六经应当再删除十之八九，而孔子仍然留着这些来供后人作为玩物丧志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呢？宋儒的学术，虽然不能不称为经学的一部分，然 而它不足以称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他在宋学范围中，确实独树一帜；而对于经术，他的功过和濂洛关闽都差不多相等。本朝 继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复古倾向严重，胡阎江惠，引导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使这一流派巩固。从乾嘉到现在，各个经书 都有了新的解释。每一词每一义，都一定要寻求它的出处。空言和臆想成为严格的禁地。解释古代的名物制度，来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种经典 没有不可读的文字，没有不能理解的句子，这功劳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贾、马、服、郑这些功臣们，如果说 得高一些，可以做他们的诤友，这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一言以蔽之，是致力于章 句的学问而把它的技艺发挥到传神的极致。由此看来，则两千年来所谓经学就都明白了。由宋到明，是发展到另一支，虽然有所得，也没有大家出现。而从两汉隋唐 开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绩，不超过章 句。如果章 句都没有搞清楚，还怎么去谈大义？固然是这样。然而如果理解了章 句，治经的事业就已经完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天下有这样的学术吗？就是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这些经师，谁敢说他的学问就 是经学？不过说我这样做，是为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们玩索章 句的劳苦，使他们能倾注全力来从事讲求经典的大义。讲求大义，实际是研究经学唯一的目的；玩索章 句，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误把手段当做目的，那么终身不会从经学中有所得。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就成了无用的多余之物。必明大义然后才能称 之为经学，既然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得这些经书的大义呢？这确实是最难回答的一个疑问。而两千年来多少大儒相互谦让而不敢来做这件事，原因正在 于此。我所要明确的大义，也想探明它确实是这本经的大义；然而怎样做才能确定这就是这本经的大义呢？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这些经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如果不 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们。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当面去问他们，那么他们如果不说，就不知道这经书的大义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只有先秦的儒者们可以谈 经学。其次西汉的儒者们，也可以免费谈经学。从此往后，口传的东西都没有了，而经学的趋势必定成为绝业。后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经书的大义，都是因为 这些。然而就一直这样长此下去吗？那么孔子编著六经，果真是留给后人玩物丧志，使天下的人颇费精神于章 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对天下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要用这纷乱的东西呢？因此后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样亲耳听到孔子亲口传授，没有办法，也 只能独自抱着经卷，来揣测圣人的想法，自己寻求所谓的大义。所求得的大义，果真是孔子的大义吗？这就不敢说了。然而假使十义之中，有一义与孔子的相一致， 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这样的方法来寻求，必将有一个是符合的，而天下也会因为思想自由的缘故，精神会越来越通畅和深刻，或许 还能发掘出古人没有的深奥道理，不只是为六经的注脚，而且还将成为六经的羽翼，这样它的功绩不是更大吗？我认为汉代以后研究经学，除了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可 行的了。假如连这种方法都不用，那就无异于说应当废除经学而不许人再碰这些。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学的，有汉代的董仲舒、刘向，而把它光大的，则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自己写作了《三经新义》颁布到学校中，“三经”，指《周官》和《诗》、《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诗义》、《书义》出自他儿子王雱及其门人之手。这里抄录它的序。

《周官义序》中说：

士人被流俗之学困顿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关心这件事，想用儒家经典的义理来成就他们。因而召集学儒之臣，阐释经书的意旨，要把它传布到学校之中，而臣 王安石实际负责《周官》一书的工作。政事之中体现着的道之本义在于人的贵与贱的地位差别。行事的先后有一定次序，多和少有一定的数目，是快还是慢有一定的 时间要求。制定法令制度并且应用它于法律，将这些法令制度推行于人。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当官，当官的人都完全遵守和推行法令制度，这种情况没有能超出 成周那个时代的。那些法可以在后世施行，文章 记载在书册之中的，没有什么比《周官》更全面。大概是国家习俗而尊崇它，延续增添使之完备，到了后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哪里是仅仅靠了文王、 武王、周公的力量呢？这就像四时的运行一样，阴阳之气积聚形成了寒暑的变化，并不是一天就行的。从周朝的衰落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了。太平盛世的 遗迹已经被扫荡得几乎完全没有了，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已经不能再见到完全的经典了。在这样的时候，皇上想阐释和发扬古代经典的旨意，我真的想不遗余力地去 做，但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知道了建立政治制度、施行它去做事，追寻圣人的旨意并且恢复它的难处。然而我看到圣人想改造法令制 度成就功业，在心性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凭借和辅助，这完全是承继先圣之德的时世呀。用现在的观察与学习去考察所学得的古代东西，这就是见到了事情就能知 晓它的道理，我真的不自量力，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我鲁莽地为这件事竭尽全力，却忘了自己的才华不能达到要求。仅仅把这部书排列出二十二卷，共十几万 字。有皇上的关心，再加上有关部门的工作，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只是在等待下诏书颁行了，以此为序。

《书义序》说：

熙宁二年，我因长于《尚书》而入侍皇帝，因此参与了政事。而我的儿子雱负责实际讲解的工作，有所得之后写成文章 献给皇帝。熙宁八年，把他的学说传到太学。虞、夏、商、周几朝遗留下来的文字，在秦代之后几乎完全消亡了，到了汉朝只存下了一部分，依赖学者和官员们的记 诵和解说。因此没有消失，但君主们却不知《尚书》的用处，上天赐予皇上以大智慧，开始实际运用《尚书》中的道理来验证它，用对事物的决断来考查它，又命令 臣子们来训释它的旨意，使天下之人和后世之人能明白。然而我和我的儿子所知道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只是从您那里承接下来的一点。《尚书》言辞深奥，含义丰 富，而我们的解释却十分浅陋，使命十分重大却以轻眇之心去作了，太惭愧了，谨为之序。

《诗义序》说：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诗，它们的旨意都还保留着，文辞失传的仅仅有六篇。皇上先让臣子王雱训释它的文辞，后来又让我们训释它的旨义。书完成之后要 把它赐给太学，颁布给下，又让我来为之作序。我恭敬地做了拜手稽首之礼后说：《诗经》向上能够与大道相通，向下合乎礼义。理解了《诗羟》的文辞和它的旨意 所在，就会产生君子；遵循着它的道理而行事，圣人因之而成就。然而从孔子的弟子赐和商于一言有所得，孔子就高兴地勉励他，可以说《诗经》的旨意是十分难于 明白的。从周朝衰亡直到今天，世事混乱，难道不正应该推行《诗经》之道吗？皇帝陛下德性纯良而且丰厚，神仙都为之动容，施行政事十分练达，做事十分合理， 四方之民都愿归服而无后悔之意。每天每月都在接近圣人之道，学问上走向了光明正大之境，就是《周颂》所形容的王者之圣明，也还不足以来说明皇上的情况。先 是自己得到了《诗经》的微妙道理，然后又命令跟您学习过的臣子来阐释那濒于灭绝的道理，愿意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圣道之恩泽。我们所知道的，就像小火星一样， 哪里能体现您日月之光的一点呢？姑且承接了圣明之人的劳动结晶，代为存贮罢了。《谷粱传》中说：“完美的事物很久才能完成。”因此《棫朴》的作者把“寿 考”作为自己的言辞，大概是将会有来者来琢磨其文章 辞句，按圣上的志向来完成它。我又衰弱又年老了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真是幸运之极，谨为之序。

这三篇序，文字高尚纯洁，庄严持重，书的内容，也可以略看得出了。如果想寻求王安石治经的方法，特别要看他所著的《书〈洪范传〉后》，文章 中说：

古代做学问的人，虽然用嘴提问，却用心去传授；虽然用耳朵去听，却将意义授予学生。因此做老师的不厌烦，而求学的人也有所得。孔子说：“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思冥想不明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他们，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地步就不开导他们，举出一个事情而不能用许多 相关的情况未印证，就不再说了）孔子怎么敢于专爱自己的道理，来统治天下的学者，却不让他们早些有智慧呢？我认为，问的不切要，那么听的就不专心，思考的 不深入，那么得到的知识就不牢固，不专心又不牢固，那么可以进入的，只是嘴和耳朵罢了。我要教的，不是让学生口耳的学问提高。孔子死后，大道日渐衰落，到 了汉代，出现了作传作注的学者。做老师的则只有讲述却没有学生的回应，做学生的则只读书却不发问。不是不想问，是因为他们以为经书的意旨尽在于“传”、 “注”之中了，我可以不提问就得到了。岂止是没有问题，还将不会思考。不是不想思考，是因为以为经文的意旨尽在于此了，我可以不思考也可以得到了。如果这 样，即使传、注已经做得很好了，固然可以使学生口耳的水平有所提高，却不足以使他们的心智得到提高，何况传、注之中还有不好的呢？过了一千多年，圣人的大 道最终不能被人明了，而求学的人也不能用圣人的言论来施行于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