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篇，王安石怎样做学问和怎样教导别人做学问都很清楚了。用心传授，以意传授，恳切求教，深刻思考，而将所学的东西施行于世间，王安石研究经书 的目的都在这里了。我认为不只是研究经书，百科的研究，都应当是这样。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而只靠在讲堂上听传授讲义，那么即使记诵极多，最终也不能有创 造性地阐释发挥，一国的学术，也就没有进步了。《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书，用意良苦，曾放几百颗石莲子在几案上，边咀嚼边思考，吃完了还没 有想出来，往往咬到手指流血而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说法虽说不知可不可信，但他致力于学问的坚韧刻苦，思考的深刻投入，可见一斑。黄山谷诗中说：“荆公 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掉 《三经新义》的版，这书就很少在世间流传，元明以来就亡佚了。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中有 这本），王安石的遗言，才能借此得以没有失传。我曾取来阅读，它的阐述和发挥很多，不是后代的儒者所能赶得上的。全谢山说：“王安石解经，最有孔、郑家 法，言简意赅，只是他那和字说纠缠在一起的部分，不无穿凿的内容。”（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这仍在赞誉王安石专句之学。章 句之学，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不动就说王安石诋毁《春秋》，说它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现在考证林竹溪《 斋学记》中说：（《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说：“王安石不曾废《春秋》。废除《春秋》，把它当做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都是后来无所忌惮的人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宗文，字求仁， 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主旨，王安石回答他，只是关于《春秋》说，此经比其他的经尤其难，盖三传都不足信也。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疑问处缺少，后 来有印行的，名为《易义》，这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的年代不远，他这么说，很公平。现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说《春秋》是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作为他 的罪名，冤枉啊。”
今按《答韩求仁书》，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实如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问《春秋》的话，就是对于问《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这两种经书 微言大义，比其他的经书都深奥，如果不是受孔子亲口教授，没有办法理解。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没有不谬以千里的。王安石不敢臆测，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 被蒙蔽是因为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正应当因此而认为王安石做的对，而怎么能诋毁他呢？况且古代的学校，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诗》、 《书》，而孔子正言，也仅在诗书执礼，难道不是因为《易》、《春秋》的大义，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说的吗？而王安石只把三经设立在学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罢 了。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出来，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写得好 了，于是诋毁《春秋》而废止。说： 这是本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不能在学官中教授，不用于科举。 ”李穆堂驳斥他说：“王安石想解释《春秋》，还没有著书，别人是怎么知道的？见到孙莘老的传而嫉妒，诋毁他的传就足够了，何至于因为传而诋毁经呢？诋毁传 容易，诋毁经难，舍弃容易的，而选择难的，傻子也不会去做，而王安石会那样做吗？而且据邵氏辑的序文，说孙莘老晚年时为儒士们穿凿的说法而忧虑，于是为 《春秋》作传，那么孙莘老的这个传，应该成于晚年。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岁，孙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议大夫，而死于绍圣年间 （公元1094年~1097年），死时六十三岁。这样孙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看到，而嫉妒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周麟之 胡乱编造，后人相信了他，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区别。”又说：“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这种说法，曾从先达那里听说过，说是见于临汝闲书，大概痛恨 解经的人，而不是诋毁经书。王安石的弟子陆佃、龚原，共同研究《春秋》，陆佃著《春秋后传》，龚原著《春秋解》，遇到疑难处就认为是缺少文字。王安石笑着 说 缺文如此之多，那么《春秋》就成了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了。 大概是说研究经书的人自己不理解经书，就不应当把它当缺少文字对待，意思实际上是尊经，而不是诋毁经书。”现在看孙莘老的《春秋传》，不只是周麟之有跋， 杨龟山也有序。杨龟山说：“熙宁初，崇儒尊经，训示开导了许多贤士，认为三传的异同，无法考证，对于六经尤其难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学官，并不是 废而不用。而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就缺少不讲了。”这正和尹和靖的说法相同。杨龟山平时最好诋毁王氏的学说，而他这样说，为什么后人不提起这些，而 只信周麟之的话呢？
王安石生平所著书，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现在流传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共一百卷，后集也在其中，不是原来的版本），《周官义》 二十二卷（今《四库》所收录的《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而根据尹和靖说这并不是王安石的书），《洪范传》一卷（今 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 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对于书是无所不看，到老更加热心，在晚年写的《与曾子固书》中说：
（前略）我从百家诸子的书到《难经》、《素问》、《本草》、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无所不问。后代的学者，和先王的时候不一 样，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了解圣人的原因吧。有了真知然后再去读，就可以有所选择，所以异端的学问就不能使自己混乱；也因为不使自己迷乱，因而就可以有所选 择，更加明了大道。子固看我所掌握的，还能被异端的东西所迷乱吗？现在迷乱的风俗，不在于佛学，而在于学问上。士大夫们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语恭维， 不知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子固认为是这样吗？（案：子固来信规劝王安石学习佛学，这是王安石的回信。）
王安石晚年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学和道学两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世，在他的《读老子》一篇中讲：
道术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末流是万物成就的条件。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万物依靠它生长。末流涉及外形器 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会长成。不用假借人力万物可以依靠它生长，圣人可以不用说、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能长成，这就是圣人不能不说、 不能不做的原因。所以当初圣人在位，把万物生长、长成当做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有四种治理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法、音乐、刑罚、政治，是万物长成的条件。 所以圣人致力于培养万物长成，而不说使万物生长，大概是因为生长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够实现的。老子却不这样，认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 做，所以抵触礼法、音乐、刑罚、政治，只讲道。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过高的错误。道是自然的东西，又何必干预呢？只是因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 说、等人去做。《老子》上讲：“三十车辐共用一辙，因为它是空的才会用在车上。”毂辐能有用处，本来就在于车没有用处，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从来没有达到 无的地步，是没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参与。现在造车的人知道造出毂辐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但可以把车造成，是因为毂和辐具备了，那么无就有了用 处。如果知道无的用处却不去造毂和辐，那么造车的技术自然就生疏了，现在知道无可以用于造车，用于治理天下，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用。所以无可以用于造车是因 为有了毂和辐，无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为有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如果在车上废弃了毂和辐，在天下废弃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只是坐着等待无发生 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现代西方学者宣讲哲学来推动社会学、国家学，他们的理论繁多，总结起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规律 决定的；驳斥他们的人说，优胜劣汰，天没有慈悲之心，择优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听从第一种说法，就是遵从命运；如果听从第二种说法，就是遵从力量。遵从 命运而不知力量重要，就会造成放任而社会不再进步；遵从力量而不听从天命，就会过于干涉而社会也因此不会进步。明白了命运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也差不 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这番论述，也许有所创见。两千年来学者们论说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