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柏林寺打禅七的这个制度，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寺院一个传统的修行制度。各禅宗寺院又叫“丛林”，因为住的僧人多，所以古代把禅宗寺院叫丛林。往往在冬季天冷的时候，各禅宗的丛林就会结制打七。
所以禅堂的这种行香、行行坐坐的制度，还有钟板、法器，包括禅堂管理的这个人事制度，像维那、当值、监香、护七，这一切都是渊源于禅宗丛林的传统打七。
禅宗丛林传统的打七是要做什么？古人说要克期取证，要争取在一个时间段内能够明心见性、开悟，所以禅宗寺院禅堂的这种修行制度，严格地说，一定要对应于禅宗用功的方法。禅宗用功的方法，起码从宋朝以后，我们可以说主要是临济宗的，那就是参禅，就是参话头。
也有很多大德解释这个打七。字面上看 “七”就是七天。因为冬天的这个坐禅，以七天为周期。每一个七天有半天的放香，出家人可以利用这个半天来沐浴、剃发。所以这个“七”是指的一个七、两个七，有的是五个七、七个七，甚至更多。“打”是打坐，在字面上这样讲。
但是也有大德解释，这个打七里面有更深的法义。禅堂里要克期取证，要打什么？就要打掉我们的妄想。但我们的妄想是很多的呀，有很多形式、很多层面。
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妄想，就是“我执”，关于自我的幻想。要把这个关于自我的幻想打掉、打死掉。这个关于自我的妄想，唯识宗称之为“第七识”，打七就是要打这个第七识——末那识、我执，要把它打掉。
因此传统禅堂的打七、克期取证，这种做派非常猛厉，也非常严格。到了禅堂就不能出去。因为过去的禅堂，它的禅床不是现在我们的禅凳，过去传统禅宗寺院的禅床叫“长连床”，它比我们这个要宽的多，一米多宽，打坐在前面。
到了半夜，那个作息很严，我们现在九点半就放香，开静了，传统的起码要到十二点半，到了半夜开静以后，这些修行人在后面可以放倒，睡一觉。然后三点多起来，接着坐。
所以进到这个禅堂的院子就不能出去，然后有人护持。外面有人护持叫“外护七”；禅堂里面有人护持叫“内护七”，所以那样的一场用功，那样的一个打七，就是一场战斗，跟自己的烦恼战斗，跟自己身心的习气战斗，甚至跟在打七中闹出来的很多身心的毛病战斗，包括疾病。那个非常严峻，一止静，绝对不可以动。
如果你在禅堂里生病，你也要坚持，说得极端一点，就是病死了，把你塞到禅床底下，其他人继续打。那个就叫打生死七，就是把性命拿出来，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一场赌博吧，把性命作筹码压上，目的就是为了打掉我执、妄想，要了生脱死。
如上所说，打七这个汉传佛教禅堂制度的渊源是这样来的。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在丛林里能进禅堂用功的人，是一部分人。像最严格的丛林，沙弥都不能进，更不要说居士了。
然后也有很多的班首，拿着香板，每天香板要打断一些。行香的时候，你稍微地分心，东张西望，甚至有一种散乱的神态流露，可能香板就到你身上了，不容分说啊！如果有严重违反堂规的，要当众责罚，所以香板打断是经常的事。这就是那样一种制度、那样一种因缘、那样一种氛围下的打七。
在那种打七里所有坐禅的人，他们只用一个法门，就是参话头，参禅。在禅堂里面也不能念佛，“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不能杂用心，所有的人都要全力以赴。
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参禅，这些参禅的修行人，他们一定也都会有一些基础，对佛法修行理路的了解，对参禅的了解，他都亲近过一些大德，参学过一些丛林。古代是这样一种用功。
我现在讲的是追根溯源，现在我们这种打七已经变样了。首先以柏林寺的禅堂来说，在规矩上，我们老和尚慈悲啊，根据现代人的根器，就做了一些简化。
然后依照柏林寺的这种作风，轻易也不会打人。当然，现在也不是一个打人的时代。那个时代打人，那还需要被打的人有资格，被打的人要有那个资格才会打他，而现代的人，大家的维权意识都很强，自我感很强，法律意识很强。“你打我”，这个犯法呀！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这种时代因缘，你说它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不好说。那么这是规矩。
然后人们用功的方法，也个个不一样。有的人数息，有的人念佛，有的人持咒，有的人不知道搞什么，还有人在禅堂里行气练功，鼓捣那些旁门左道的，有时候也不排除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有变化了。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来这里打七的人，大家是不是都有非常一致的发心呢？这个发心就是动机。如果以古人讲，传统的禅堂打七，那就是要了生脱死，就是要克期取证，不是为了要通过打坐来治病，比如治疗神经衰弱，或者是平时太忙了，心有点乱，来调心。
现在大家可能也知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在中国好像更是这样，坐禅现在成了一个很热门的事。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禅修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非常大众化的事情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刚才我讲的传统丛林那种氛围下的禅七、那种禅修，它已经大众化了吗？肯定没有。不仅没有，而且那样一种传统，现在你也很难找到它了，你见到它都很难了。乃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众生太忙碌，心太散乱。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乱，注意力难以集中。微信，网络，各种的信息工具，把我们一天的时间、把我们一个很完整的注意力，已经千刀万剐。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了我们的心需要宁静。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源自于东方文化的这种静坐的方法、禅修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整合，得到内心的宁静，甚至可以疗愈一些身心问题，所以在美国，正念禅，英文叫“mindful”，极其流行、极其普遍。
我去年到美国去了，以前是看资讯知道，美国正在发生一个革命，叫“正念革命”。各行各业的人都通过佛教正念禅的方法来训练自己。去年我在美国机场，就看到了机场的电视上在放travel mindful——在旅行中怎么修正念。医院里也有，军校里也有，所有地方都在训练这个正念，正念其实是禅修的核心。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禅修班。各种机构、各种人在那里办班。有的收费也很高，动辄几千上万，因为大家现在都需要它。
在中国有个规律，什么东西热、什么东西抢手，那么马上就会有很多假冒伪劣出来。所以在各种所谓的禅修班里，也是良莠不齐，情况很复杂。他们所传授的禅修方法，有的是佛教的，也有的不是佛教的，也有印度瑜伽的，印度教的，或者其他的灵修方法。
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禅修静坐的流行，一方面在大众的认知层面普及了禅修，使大众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禅修可以改善我们身心的状态，提高身心的和谐程度，这是它好的一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容易让禅修的人忽略佛教禅修的特殊性，它的不共的地方。它的重点在哪里，特点在哪里，大家可能容易忽略这一点。在这样一种禅修文化的熏陶下，如果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很多人的禅修是一种错误的禅修，或者最起码是一种不究竟的禅修。
其实在佛教里，禅修需要很多基础，需要一些资粮、一些准备。没有这些基础和准备，你就过来在这里坐，就是刚才我讲的盲修瞎炼。如果你能继续前进，你可能从里面走出来，也有可能一直在盲修瞎炼的误区里出不来。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到森林里出家修行。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描述，就知道在佛教诞生以前，古代印度有很多修行的法门，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现在被称为“灵修”的教派。
在印度的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在森林里面，有很多人离开世俗生活，在那里做一种精神的探索。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也走上了这条路。
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显出跟其他的那些灵修教派有什么差异来，没有。相反，他也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尝试着修行过印度的很多禅修法门。那么乔达摩·悉达多太子所修行的那些法门，在佛法里叫什么呢？叫禅定。
他也达到了当时印度所有修行人里最高的境界，禅定里面的最高境界——非想非非想处定，三界里面最高的，无色界的最高、最后一个空定，他也被指导他的老师认为已经OK了，已经解脱了。这里有很多背景、很多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在古代印度，这些人都在做精神的探索，他们都把解脱或者最终的觉悟当作这个探索的目标，这个探索的成功就意味着你从轮回中得到自由，最终得到这个觉悟。
觉悟了的人叫“bhagavat”，bhagavat是梵文，翻译成汉语就是“世尊”，有时候翻译成“婆伽瓦谛”。现在因为三大语系交流，南传佛教的人念佛，他们在前面要加很多arahant，bhagavat这些词，在那个时候是整个印度的修行人他们都想要到达的。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得到非想非非想处定，禅定的最高境界，也被他的老师认为已经得到解脱了，但是，他的伟大在于他知道他没有解脱，他知道他并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他只是在一个相对的宁静状态。
在这种宁静状态，可以说人完全没有烦恼现前。用生活中的语言来说，在那种状态人是很舒服的。你们在禅堂里打坐的人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求这种舒服呢？追求这种感觉呢？甚至追求在这种舒服中一些奇妙的景象啊、幻觉啊、幻相啊？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都不能作为佛法禅修的目标。如果你沉浸在里面，如果你追求这些，如果你执著这些，你在禅堂里，天天这么坐就是为了那些，可以说你实践的是一个错误的禅修。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自己知道，他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也没有真正最终解决问题，所以后来他才放弃苦行，沐浴、接受供养。就在今天，腊月初八，接受一个牧羊女供养的牛奶，然后在菩提树下，一个牧童给他提供了吉祥草作的垫子。所以在藏传佛教里，他们很重视吉祥草，垫子下会放一截。然后他坐在上面发誓，如果不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就不起来。
就在我们汉传佛教定在今天的腊八凌晨，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看到天边的启明星，然后他就最终看到了那个真相。当然，在这以前他在静坐中也经历了很多幻相，很多挑战，来自于外在的，来自于内心的。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乔达摩·悉达多太子，我们就称他为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禅堂里用功，以释迦牟尼佛到达的那个境界作为我们的目标，那就是佛法。佛法里的这个禅修是最圆满、最正确、最究竟的。如果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一个动机，很多坐禅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