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来源：文汇报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助力复工，讲述“中国智慧与当代社会”

普遍不安宁：变革转折关键处从复兴文化中找支点

“普遍不安宁”，是王德峰教授对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状况的判断。很难否认，层出不穷的热点事件所释放的信息，在互联网加持下，各种对立的价值和激烈的讨论，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不断地冲刷并挑战着我们的情绪和认知。“焦虑”“愤怒”或者“佛系”“躺平”，王德峰认为，个人的精神状况和具体行为其实是整个社会精神状况的缩影，也间接地体现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现状。

而导致之一状况的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迅速崛起所带来的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有关。自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已有40余年，正好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的时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变革，要求人们快速适应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除此以外，解放思想也带来各式“中西新旧”价值观念的对比讨论。始终变化的世界对人的精神承受能力其实是一种考验。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当下的我们就处在这个关键转折点”。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王德峰认为，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其实就在于能否通过中国智慧的引导，走出当下的精神困境，复兴文化本有的生命力，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民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图为2019年3月20日，观众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参观。（图自新华社）

中国智慧：复兴“本有”文化生命力中的德性和创造力

对于“文化的生命力”，王德峰的理解是，人区别于动物，能够提出自己的生命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力量。我们一般以德性和创造力来衡量它的强弱。在中国，“安居乐业”是人们的普遍理想，因为人在安乐之中才能够拥有稳定的心境发展自己的德性和创造力。而对于“复兴”而言，对应的是我们本来就有，如今却失去了。在王德峰看来，这种“本有”的文化生命力，《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当中的“命”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从历史来看，每当遇到重大危机与困境，人类都会重返群星璀璨轴心时代，寻求古代智慧照亮未来的出路。而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古代中国哲学智慧，其中对“天人合一”和“心学”的思考蕴含着解答当下问题的答案。

轴心时代的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特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短短的六百年里，在相互隔离的古文明中，同时产生了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一大批代表了人类思考高度的圣哲

*天人合一：源自生活的朴素真理被现代节奏遮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百家争鸣，而其中有代表性的六家“儒、墨、道、法、阴阳、名”虽然各有主张，但有一个核心共同点，即为“天人合一”，并自此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核心。

王德峰认为，“天人合一”的概念蕴含着两层统一。其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其二是天道与人民生活的统一。而最具代表性的儒家和道家对这一概念的侧重点又不相同，儒家侧重“人”的因素，因为“道不远人”而人可以“弘道”。儒家认为理想社会的应该符合天道，因此建立了一套伦理秩序来实现天道。道家则更侧重“天”，认为人的烦恼都源自自身，而幸福则来自“天”。过多的刻意人为便是“伪”，是一种背离天道的“造作”，因此主张在个人生活中做减法，也即“无为而无不为”。而所谓的“天”并不是高高在上，而在人的心中，代表着生活和自然的本来面目。

近代以来，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带来了强势的文化影响，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在借鉴学习西方的经验。“智慧无高低而只是不同”，中国文化不是完美的，王德峰认为，曹雪芹和鲁迅都曾先后看到中国文化内在的问题限制了社会的发展。随着洋务运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新思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传统朴素的中国智慧所创生的文化生命力却被逐渐地掩盖了。这是步入现代化社会的我们深感不安的原因之一。在王德峰看来，吸收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心学”应该是一味“对症良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礼崩乐坏”之际，学者从贵族宗派束缚中解脱出来，一时间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纷纷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心学智慧： 敬畏人心和天道，完成人心与天道统一

“心学”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孟子，但最早关于“心学”一词的记载则来自东汉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后来经过禅宗发扬，经过宋明两代逐步为陆九渊和王阳明整合吸收为“心学”。对于如何“安心”的问题，王德峰推荐这一“养心”的智慧。

自禅宗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弘法，如何安心的问题留下了许多引人深思的公案。禅宗作为一门“人间佛道”认为参悟和修行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就个人而言，禅宗认为安心的问题不在于心，而在于“念”，“种种不断跳跃转变的妄念”遮蔽了人的本心。直面生活并能去除妄念，会发现自己的本心。在禅宗经典《金刚经》中提到应对这种妄念的方法为：“应无所住”也即停止对事物高低贵贱的“二相”分别之心。王德峰介绍，“妄念”的说法和孟子反对“人为”的思考类似，都希望人能够突破“私欲之蔽”，也即突破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仅从个人出发刻意而为之的欲望。人天然倾向于趋利避害，而老子“福祸相依”的概念也告诉人们生活的无常无法把握，唯有回归自己的本心。

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陆九渊总结：“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意即无论时代变化，圣人抑或凡人的心没有不同，关键在于能否“尽心”，也即回归自己生命情感本真。王德峰认为心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区别于宗教信仰，给出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教会人们敬畏人心，敬畏自然和生活的“天道”，并在自己身上完成天道和人心的统一。

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传习录》在他去世80多年后于1602年传入日本，1650年开始大规模出版，随后”阳明心学“在日本“开花结果”，图为“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从左至右）

追求进步：中国文化自信通过不断学习习得

在对中国传统智慧的介绍中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底蕴的截然不同，文化自信的来处也截然不同。西方思想自柏拉图的“理念论”起源，擅长抽象和分析，改造现实世界是其一直以来暗含的底层逻辑。从现代脱胎于西方思想的资本视角来看，虽然资本通过调动技术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仿佛与人无关，带有某种强制性。“资本天然地要求攫取自然资源以为自己创造增殖的空间”，也因此，导致这一逻辑的终点即是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

王德峰认为，古代中国长久以来使用的是以劳动者用手艺完成人与自然界能量和物质变换的“技艺”，就像中餐的筷子，而不是用科学概念和相应手段和方法来处理物质世界的“技术”，类似西餐的刀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自然观。中国思想与西方不同，始终拒斥改造和征服，但从来不拒绝进步，也不拒绝学习外来智慧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在今天也完成中国化并让我们对资本保持着清醒的距离。王德峰认为，中国文化的自信其实就建立在我们始终追求着进步，以及始终善于通过学习来追求进步之上。

马克思的《资本论》完成了对诞生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作出深刻批判，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1993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预言了世界文明的冲突。在王德峰看来，亨廷顿的判断确实具有前瞻性，当今世界“文明”成为主题，各个文明都在追问“我是谁”，但亨廷顿虽然预见了以“911”事件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但却错误地将中华文明置于“挑战者”的角色。“亨廷顿不懂中国”，中华文明自身的底蕴决定了我们不会成为挑战者，而是会通过学习进步，来向世界展开自己，通过启发、引导的方式影响世界。个人的成长是精神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是不断展开和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不断自觉，并展开文化生命创造力的过程。

作者：毛鹰 李念（文汇报记者）

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