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对香港的情感，谈得上爱恨交加。

首先，身处香港，就算将清廷与皇帝骂得狗血喷头，香港警察也只付之一笑。这与孙文所倡导的民主相契合。但在摆脱了清廷束缚的同时，此地为英吉利殖民地，殖民权威无处不在。这又与孙文所崇尚的自由相悖。

1842年10月，英政府对港发布的“宵禁令”就是一项典型的殖民法规。此法令明言禁止“尔等华人居民”在晚十一点以后外出。并在翌年1843年，将宵禁时间提前至晚上十点，另追加了晚九点后不得下海这一条。这项于民生不便的法令，竟持续了五十五年，直至日清和谈，台湾割让之后的1897年才得以废止。

另外，对华人居民的“鞭笞”之刑屡见不鲜，紧随其后的是“游街”与“载枷”之刑（板枷与脚镣）。

当时的香港人口约三十六万（1901年统计），以在港华人为主，英居民区区万人而已，但如“宵禁令”一般，歧视华人的案例却比比皆是。

此时此刻，孙文正疾步于这块土地上，试图将这块土地与蓄势待发的广州举事相联系。

从台湾收购的军火已悉数安置在港口附近的秘密仓库。仓库附近多处都安插了暗哨，会里的同志化作平民，在周边巡逻，隐蔽工作安全无虞。

十余年后辛亥成功，孙文再临此地时，被问及何处习得的革命，他的回答举世闻名：“正是这里，正是香港教会了我革命。”

“兴中”为复兴中华的略称，早有会党以此冠名。孙文早年在澳门行医时，便为当地兴中会的一员。然而就在进言受挫，返回夏威夷的短短数月，孙文便成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兴中会。

两个组织虽同名“兴中会”，会旨却截然不同。孙文的兴中会，创于武装革命前夕，属于激进派革命秘密组织。而澳门的兴中会则旨在“改良新政”，是个公开的民间团体。

孙文归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掘在澳门兴中会里的激进分子。世间多把孙文所创的兴中会视为华兴会、光复会一般纯粹的友谊团体。谁知这个新兴会社，竟是武装起义的幕后根据地。

此番起义，有两个指挥体系，分别为以孙文为首，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所组成的孙派，以及杨衢云带队，谢缵泰、温宗尧次之的杨派。

杨派的组织基础，是由杨衢云一手创办的香港辅仁文社。此社团在社旨“开通民智”的掩护下，行的是反封建制度的激进活动。

正所谓同行知门道，孙文很早便察觉到这个会社不简单。他归国后，当即与此会社的高层取得联系。果不其然，辅仁文社的幕后主使为杨衢云之父，与新兴的兴中会可称得上是同道中人。

此番举事，需广州、香港两地相互呼应方可成功，也就是说，孙、杨两派缺一不可。但群龙不可无首。这龙首，还得从孙文、杨衢云二人中角逐而出。

10月10日，双方核心成员召开会议，以决带头人。

于会前，孙文便对己方同志有言在先：“此次议决带头人，孙某欲作退让。一来，杨先生长我五岁。二来，此番起义，辅仁文社所动员的民间力量要多于我们。这位置理应由杨先生来坐。”

这是孙文与杨派经再三商讨，决定的折中之策。其实，辅仁文社已做出莫大让步。此次起义，由兴中会发起，这亦代表着辅仁文社从此并入兴中会。做出如此妥协，杨派要一个兴中会会长之位，也在情理之中。

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三人却对此决定颇为不满。此番起义的资金，包含了孙文在夏威夷募集的“起义军债”、其兄长孙眉的全部家产，以及“隼”号船主洪咏城的地产。谈得上是由孙文一手促成的。三人腹诽道：“他们也不想想打仗的钱粮是从哪儿来的？”

对此，孙文也只能极力安抚：“此言差矣，辅仁也出了不少钱财。再者，今后的募款，还得由他们出面。”

确实如此，辅仁文社在道上的面子可比新兴的兴中会大了去了。

话说这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他的右手只有两根手指，传言说，是他早年在造船厂学习技术时被机械绞断的。自那以后，他便弃工从文，开始研读洋文。在香港，洋文的受用范围极广。杨衢云从过教，担任过招商局书记，处处都用得上洋文。

另外，杨衢云凭借其侠义心肠与敦厚人格，在圈内颇有人望，以至于其后被推举为辅仁文社社长、兴中会会长。辅仁文社的大本营设于旗下干部刘燕宾所经营的炳记船务公司之中，核心成员仅十六人。其中，澳籍华侨谢缵泰与香港皇仁书院学生温宗尧分别位列第二与第三把交椅。

凡是参与此次起义的同志，需作如下宣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兴中会在港秘密据点“乾亨行”，宣誓仪式刚结束，店童前来汇报：“孙先生，有客人找您。这是引荐信，听他说，是上海郑观应先生让他来找您的。”

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份，想必大家已经猜到——正是台湾举人，林炳文。

孙文不着急会客，让店童将来客引至铺面稍事歇息，先翻看起引荐信。郑先生对这位林举人颇有好评，介绍了他的生平来历，称其为值得深交之人。

郑观应是孙文拜访王韬时的引荐人，其人品声望毋庸置疑。他此番介绍的林炳文，定然亦为正人君子。大期将至，孙文忙得焦头烂额，本无心交友，但一来引荐人郑观应对他有引荐之恩，再者，此时拒绝，怕是会欲盖弥彰。

稍作权衡，孙文收起书信，至店面欲会一会这位林举人。

简单寒暄后，孙文叹道：“林兄，惜哉，惜哉……”

他已从信中得知林炳文会试落第，故有此一言。

林炳文却不以为意：“落第考生千千万，羞愧与此，徒招心烦。反倒是清国战败一事，让在京考生义愤填膺。”

“林兄如何看待此事呢？”

孙文说广东客家话，林炳文言闽南语，两人本无法沟通，但清国当时的官方语言为北方官话。各地也专门设有正音书院，提供标准语教学。因地方语言习惯不同，产生了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下江官话等分支，但皆殊途同归。何况孙文系客家，祖籍本是移民，对方言的学习本就有所天赋。两人此时用以交谈的语言是北方官话。

“孙兄谬矣，就在下看，无论是清国战败，还是科考落第，皆事不关己。不瞒孙兄，在下已无再战科考之意。”

“林兄放弃仕途了？”

“在下祖籍台湾，严格意义上，已非清朝人。”

“何出此言？”

“台湾属日，按理说，我们台湾人也该并入日籍。难得脱离了清朝，又要被扣上假洋鬼子的帽子，实非在下所愿。这番赴港，算是权宜之策。”

谈话至此，两人沉默对视，琢磨着对方眼神后的深意。孙文感受到了这位林举人对清朝的抗拒之情，由衷感叹郑观应慧眼识人：“既不愿归清，也不愿降日，敢问林兄想做哪国人？”

面对孙文的刁钻提问，林炳文略加思索，拍拍孙文肩膀笑答道：“这世上，怕还真没有我林某人想要归属的国家。既然没有，何不亲手缔造？”

得此答复，孙文紧握林炳文的双手，热切道：“林兄若有此志，孙某愿尽绵薄之力助之。”

“台湾人适逢祖国抛弃，尚未从悲愤中振作。这谋国之举，怕还得仰仗你们外人拿捏。国号有何打算呢？”

“如今便商议国号是否为时尚早……”

林炳文感受到孙文双手中传递而来的热意，笑道：“在下不才，得一国号供孙兄参考……”

“孙某洗耳恭听。”

“大同民主国……如何？”

“巧了！我亦考虑过此国号，只是感觉‘大同’二字有些许落后于时代。但无论如何，都得给‘清’这个国号一个了断！”

“今日得以结识孙兄，真可谓三生有幸。这清非清、洋非洋的地界，在下倒是头一回见到。”

“用心体会数日，你定也会与我一样，对这座都市爱恨难言。”

“乾亨行”名为商铺，店面窄小，员工只有适才传话的店童。四张方桌、五把木椅，便是店内全部装潢。

“在下虽初来乍到，但已对这朝气蓬勃的地界心生好感了。”

“希望今后大同民主国的国民，都能有幸到此地见识一番。”

两人闲聊片刻，林炳文起身告辞：“孙兄想必近来忙于公务，在下就不多做打扰。待他日孙兄事业有成，在下定再次登门道贺。”

说完，他忽然态度一转，双手抱拳，毕恭毕敬地行了个拱手之礼。

孙文暗自诧异于林举人态度的转变，隐隐觉得对方的“忙于公务”四字别有深意。但他并未向郑观应透露起义之事，遑论初至香港的林炳文了。若果真如此，恐怕林炳文也只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察觉到了一二，那适才所言的“事业有成”，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送别了林炳文，孙文不禁对自己的肤浅心生悔恨。怕就怕有所察觉的，不单单是林炳文一人……想到此处，孙文心生一股寒意，他慌忙摇摇头，欲驱走脑中的不安：“能有所察觉的绝非凡人，最起码不会做出通报官府这等下作之事。更何况，这林举人是郑先生力荐之人。”

孙文本是生性乐观之人，绝不会被一时的自怨自艾所束缚。转念间他已不再计较此事，回到方才宣誓的密室之中。

陈少白、尤列与杨鹤龄三位同志仍逗留于室内，他们均隶属于孙文派。再加上个孙文，会中同志戏称此四人为“四大寇”。

“寇”一字，本是用以形容凶狠残暴的恶人，如“倭寇”“流寇”。孙文四人因对清政府乃至皇帝的公开叫骂，而得此绰号。

可惜孙文的至交——电报实习生陆皓东久居于上海，否则，这“四大寇”怕是会成为“五大寇”。

谈起这陆皓东，他与孙文同为香山县翠亨村人，小孙文两岁。两人乃总角之交，脾气禀性甚是相投。

孙文从夏威夷归国时年方十七，正是性格逆反的岁数，与村子里的长辈多有冲突。有一回，少年孙文扬言村头北帝庙供奉的佛像为迷信，将其手臂折断。自那后，这个顽劣小儿便成了全村人的公敌。其父孙达成夹在儿子与乡里之中，操碎了心。催促儿子与未婚妻卢氏早早完婚，多少平息了些许众怒。送儿子赴港读书，多少有避难的意味。

孙文亦是在此时与陆皓东邂逅，二人携手前往牧师布教所接受接受洗礼。布教所的名册现今尚存，二人的洗礼名分别为孙日新、陆中桂。所以，两人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有同日入教之谊，深厚情感可见一斑。

孙文通过狭窄昏暗的走廊回到密室后，问倚靠在门边的年轻男子道：“不知皓东他们是否顺利赶上返回广州的轮船？”

“昨晚陆兄三人虽彻夜商议国旗设计一事，但我今早见三人意气风发，多半无大碍。逸仙兄怕是近日也必须抵返广州了？”

孙文早在威震华夏之前就有名“逸仙”。孙文回答道：“我计划待大竹兄抵港后，再回内地。眼下，将皓东彻夜设计出的义旗取来，我们再对此做一番探讨。”

在场的五位同志均围在桌旁，其中一名同志取来一个白色布包，毕恭毕敬地解开。

“好！不愧是皓东费尽心血之作！”

想必读者都见识过其后的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后来的中华民国国旗在设计上与党旗一般无二，只不过将背景的青色换成了红色，号称“青天白日满地红”。孙文对此设计赞赏有加，但同席的同志却不敢苟同：“在下拙见，觉得青、白二色即可。多了这抹红色，是否太艳了一些？”

“这抹红色，才是设计的精髓所在……革命，是需要流血的。”孙文言罢，双目微阖，暗暗策划返回广州后的事宜。

一名同志打断他的思绪：“对了，据可靠消息，大竹先生最快明日便会抵港。”

此番武装起义的兵源均来自各会党以及新军。适才发言的同志负责与会党方面的联系工作，对大竹船队的行程自然也是了如指掌。

孙文思忖道：“不知大竹兄是否顺利给我们带来台湾的‘土特产’……明日正好琐事缠身，一时半会儿脱身不得，顺道与大竹兄碰个头，再返回广州不迟。”

大竹所带回来的台湾相关情报，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义军的士气。

甲午战败后，清廷在天津重新训练了一支近代军队，号称“新军”。但民间习惯将摈弃了八旗旧制，配备西方军备，且兵士多为汉人的军队统称为“新军”。

但凡是新军，皆少不了会党分子的身影。他们行事隐蔽，潜伏在军队的各个角落。喝茶的声响、茶杯的摆放，甚至于坐姿、卧姿，一举一动皆可能成为他们互报身份的暗号。清末残存下来的文献对此会党人士的暗号有详细记载，但多数不尽不实。会党同志以忠义为重，任清廷官吏威逼利诱，也不可能将暗号如实相告的。

孙文正欲离开密室，忽见坐在一旁的同志朱淇面色憔悴，便关切道：“朱兄今日气色不佳呀，昨夜又是通宵达旦吗？你写的檄文，孙某方才拜读过了，不愧为大师手笔。今夜，请早些将息吧。”

朱淇也不多做推辞，揉了揉惺忪睡眼，便晃晃悠悠地朝客房而去。他这些日子不眠不休，只为撰写两篇檄文——《讨满檄文》与《安民布告》。

古语有云，出师无名虽胜不仁。就算此番起义成功，西方世界不予承认，最终也将功亏一篑。孙文早已委托英国报刊《支那时讯》的记者李德与高恩帮忙起稿对外宣言书。

战前走漏风声乃是大忌，孙文严禁同志间的书信电报交流。包括七十名会党骨干在内的两百余人在港义军抵达广州之日，便是起义爆发之时。义军的有生力量主要来源于会党成员、新军水师以及市井侠客。他们皆潜伏在各自的岗位上，伺机待发。

孙文以香港“乾亨行”为总舵，在广州亦设有多出分舵，其中“农学会”最为人所熟知。孙文身为医者，确实与“农学”二字搭不上边。他选择此二字作为会名，纯粹是为了宣扬“农业立国”的思想。为维护此观点，他不惜与提倡“工商兴国”的前辈郑观应唱反调：“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孙某不敢苟同于郑先生。中华的立国之本，定是农业无疑。”

近百年来，但凡是主张中国现代化的先进分子，皆无一例外地将“富国强兵”列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强兵”。其中，有重“军备”的洋务派，亦有重“工商”者如郑观应，“重农”的孙文倒成了落后分子。

诸事毕，孙文离开乾亨行后，便赴约拜访自己的两位医学老师——医生康德黎与马林去了。可叹他步步为营，处处谨慎，仍是在听言观行上出了致命纰漏。他竟草率地将同志朱淇的憔悴归咎到了通宵劳累。

而事实是，朱淇的兄长在其家中发现了檄文！

“你疯了！反叛罪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朱兄自然是怒不可遏，为逃责罚，他强迫朱淇去向官府自首。而朱淇此番到访乾亨行的目的，竟是为了收集参与起义者的姓名与籍贯！

为保全自身而陷同志于不义，朱淇良心不安。他本非意志坚决之人，早在事情暴露前，瞒着周边人撰写檄文，已令他如芒在背。

当时，谋反重罪者不仅要承受切腹刺骨之刑，被处决后，更要受“弃市”之辱。记不清多少个夜晚，他被弃尸市井的噩梦惊醒，汗湿枕巾。夜夜煎熬如此，面容憔悴在所难免，在他人眼中更是一目了然。

所幸，周边人将这份憔悴归咎于他熬夜工作，精明如孙文亦不例外。而孙文那关切的神情宛如一把尖刀剜着朱淇的良心，他险些便要脱口而出：“事情暴露了！马上中止计划！马上！”

但是清廷驻港密探韦宝珊的一句话——将功赎罪，又令他将千言万语堵在了喉咙眼儿。

清国密探在港并无逮捕权。此时，密探韦宝珊早已给广州李家焯发去电报。孙文其名，赫然位列主犯名单之首。

拜访恩师，让孙文在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氛中得享一丝宁静。

曾几何时，孙文在嘉约翰博士领导下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初窥医学门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学医前，孙文在香港完成了普通教育。他在自传中明言，少年时曾求学于“香港书院”，也就是几经合并的“皇仁书院”。

孙文在广州南华医学校求学仅逾半载，便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以求深造。西医书院成立之初，包括孙文在内，首届生统共只有十一人。与其他学校一样，这十一位首届生的母校情结与团结心，远非历届毕业生可比。

香港西医书院于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作医学部。

拜访过恩师后，见天色尚早，孙文顺道转向，将在港友人探访了一通。

“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迟孙文两届，早年便弃医从商，亦参与了此次起义。孙文本未将他列入探访名单之中，但一想到此番一别，生死两茫茫，他还是忍不住专程与这位挚友道句珍重。

道别对象中，不乏为孙文默默祈福者，为无法参加革命而懊悔者，当然，亦少不了为革命事业慷慨解囊者。

大竹果然在孙文返广前夕才抵港：“夏老板您说得不错，泱泱大清已病入膏肓，摇摇欲坠啦。我此趟台湾之行‘收获’颇丰，您需要多少，尽管向我开口便是。”

大竹是知悉九九揭竿之日的仅有数员会堂骨干，孙文自然对他推心置腹地道：“军备的供给，能做到源源不断吗？”

不想大竹却面露难色，摇头道：“这怕是有些难度……您也知晓的，广州最近正值‘闱姓’，大笔赌金流动。官衙对城里的戒备，远非往日可比。”

“闱姓”，乃是广东省特有的博彩活动。“闱”为科考的举办场所——贡院的别称。所谓“闱姓”，说白了，便是预测乡试与会试及第者的姓名。

单单广东一省，每隔三年就会在本省的乡试中产出两三百名的举人，继而在翌年的会试中角逐出数名进士。“闱姓”规则多变，经常会拔出多个头筹。否则，单凭有康有为这样的夺冠热门，岂不少了许多赌博的偶然性？

参彩门槛亲民，一注筹码要不到多少银两，但中奖概率亦是微乎其微。可贵的是，“闱姓”为官营事业，至少在正规性上是有保障的。因此，上至商贾官宦，下至市井庶民，都不介意或多或少地投上几注，赌一把运气。

庶民多不识字，对科举更是知之甚少，投注点的小吏不仅要为其代笔，更承担起了参谋工作：“别看那少爷一副风雅气派，其实是个酒鬼。我向你推荐邻村张家的长子、次子，那兄弟俩才是文曲星下凡。”

每逢“闱姓”之期，总会应运而生出个别长者。无效票不在少数，这一部分赌资，官衙自然是老实不客气地笑纳了。

甲午战火并未波及“闱姓”的正常运营，今年的奖金池仍多达数百万之巨，官方称之为“闱姓饷银”，将其分作五处保管，并派重兵把守。实际上，饷银只安顿在其中两处，其余三处均是有兵无银，诱敌之策罢了。

“这行当，孙某倒是首次听说……算是彩票的一种吗？”孙文幼时便远渡重洋，以至于他在本国常识上有些许缺失。

大竹耐性地解释道：“数百万元的赌资哪，区区彩票可比不了。莫说摩拳擦掌、伺机待发的盗贼宵小了，就连守卫兵自己也难保不会监守自盗。”

“……竟有数百万之巨？”

乍闻此巨额，孙文也不禁汗颜。筹款之初，他与兄长在夏威夷标榜出“起义成功，数倍奉还”的旗号，筹集到的“起义军债”也不过万元。再加上“隼”号船主八千余元的赞助款，就是此番起义的全部资金。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单单军资一项，就让孙文等人白了多少头发。大竹懊恼地一拍桌，愤世嫉俗道：“赞助款为何如此难以筹集？敢情，这帮孙子将一点儿家当都投到‘闱姓’与彩票里去了！”

“若没记错，在我年幼时，有人将一幢名为‘海山仙馆’的豪宅兑换做彩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好像是兑换了九万元来着？”孙文回忆道。

“这事我知晓，那人叫潘仕成，是个盐商。他生意破产，交不起税金，只能出手‘海山仙馆’，叫价九万元。九万元是多少呀？广州首富怡和行都未必拿得出手。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出此兑换彩票的下策了。如今要重建一栋海山仙馆，花费何止十万？怕是没个十二三万都不顶事。哼，经济萧条就是这么一回事。”

海山仙馆事件发生之时，大竹早在生意场中打滚儿了，对事件始末自然了然于胸。他随之自嘲道：“当时一张彩票市价三元，不瞒您说，就连我这粗人，也买过两三张。”

这是二十余年前的陈年旧事，那时孙文还是个童稚小儿，自然不可能与彩票有所交集。而身当壮年的大竹，在大势所趋下买上两三张，亦无可厚非。

占地数万平，并配有琉璃馆的“海山仙馆”，绝非一人之力可购得。但经由户部的“粤海关”兑换做三元一张的彩票后，整整三万张的数量，尽在一日之日全部售罄。

据说，头奖中彩者是个吴姓落魄书生，中奖后不足一年，便将奖金挥霍一空，到头来竟落得个饿死的下场。值得玩味的是，潘仕成觉得这个中奖者与自己颇有缘分，还自掏腰包为其风光下葬。

“说来也巧，那中奖的落魄书生，竟是我同乡中人。隐约记得，我还到葬礼上凑过热闹。”

当时人将“海山仙馆”四字的偏旁部首拆开，三点水做“三”，两个“山”组为一个“出”，“館”[此处的“館”为“馆”的繁体字，为了方便解释，故此处为原文用字。]为“食”与“官”，于是便有了“每人出三官食”一说（每人出三元，养活官员）。

诸事毕，两人互道珍重后，握手辞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