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恩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恩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