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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五、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

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恩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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