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富强之路。十三、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