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云山惊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950年10月20日，美军攻占平壤。一直自诩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的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因此，他不顾天气、地形等不利因素，要求各部队迅速北上，准备在圣诞节前到达鸭绿江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云山一带设伏待机，于11月1日对行进至此的美第1骑兵师发起猛攻，全歼一部并将其击溃。
一
正是美军远东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警兆的麻痹大意，一场小规模战役才会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1950年10月20日，美军第1骑兵师直捣平壤。然而事后，关于究竟是谁先抵达该地的问题，第1骑兵师第5团与韩军第1师却各执一词。实际情况是，骑1师防区内所有通往大同江的桥梁都被敌方炸毁，因此拖慢了他们的行军速度，而韩军趁机抢先一步进入这座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的城市。尽管如此，美军上上下下仍然额手称庆，因为在他们看来，拿下这座城池就意味着这场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为了能让所有人知道，在美军诸多作战部队中是骑l师首先到达平壤的，一些官兵甚至还带着颜料与刷子，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涂满了该师的徽标。
此外，在平壤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私下里进行庆祝。第99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菲尔·彼得森中尉正在与骑1师8团3营的好友沃尔特·梅奥中尉互相道贺。他们两人不仅是推心置腹的挚友，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知己。彼得森认为，只有军队才能造就这种非同寻常的真挚友情。沃尔特才智过人、老于世故，他曾经就读于波士顿学院，其父也是该校的音乐系教授，而彼得森出身候补军官学校，此前只在明尼苏达州的莫里斯读过几年书；上到九年级的时候，为了赚取五美元的日薪，他不得不弃学去田间劳作。在平壤的时候，沃尔特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大型酒窖里搞到过一瓶俄罗斯气泡酒，然后和彼得森就用自己野战炊具箱里的金属杯一起分享了这瓶看似香槟一样的烈酒——那种辛辣刺鼻的味道简直令人作呕。[1]
驻平壤3营L连的比尔·理查森上士同样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这里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骑1师很快就可以从朝鲜撤军。这不仅仅是因为军中早已众口相传，而且连部也下令要求所有具备装船经验的士兵向上级报告。毫无疑问，这代表他们马上就能够凯旋。此外，还有一个迹象足以表明战争即将结束，就是上级下令让他们上缴大部分军火。这样看来，从各级指挥部传出来的那些只言片语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在自己的排中，理查森一直以元老自居，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新面孔。他时常回忆起三个月前那些与他一起出发的战士，对他来说，这短短的三个月似乎要比此前他人生当中的21个年头还要漫长。其他人不是阵亡就是受伤，或者在战斗中失踪，唯一一个与他一起熬过这三个月的是他的好友吉姆·沃尔什上士。一天，理查森找到沃尔什，对他说：“老天，我们成功了。伙计，我们到底还是挺过来了。”[2]于是，他俩一边相互庆贺，一边仍对自己的好运将信将疑。这次小小的庆祝会发生在10月底，然而第二天上级又将弹药重新分配下来，并且下令让他们一路北上，去援救那些身陷困境的韩国部队。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听说东京将要举行一场胜利大阅兵。据说届时骑1师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英勇，更因为他们一直都颇受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赏识。他们还听说，阅兵式前要拿回黄色骑兵领巾，还要把自己拾掇得精神一点儿，不要看起来灰不溜秋的。是啊，总不能破衣烂衫地走过东京的银座吧？于是，骑1师决定在路过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第一大厦的总部时好好表现一下。他们的确应当好好表现一下了。
总而言之，驻韩美军当时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过于乐观，另一方面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极度疲劳。有人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们出海的具体时间。至于从釜山到平壤的战斗有多么凶险，对那些初来乍到的替补士兵来说只是听说过而已。重要的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这本身就是莫大的安慰。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名叫本·博伊德的年轻中尉在平壤加入骑1师，任1营B连某排排长。四年前，博伊德从西点军校毕业，所以非常渴望在这里一试身手，但当他听说这个排的近况时，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一位高级军官问他：“中尉，你知道你对这个排意味着什么吗？”博伊德答道：“不知道。”“这就对了，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中尉。从我们来到朝鲜以后，你已经是这个排的第十三任排长了。”[3]从那一刻起，博伊德决定，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了。
他们在平壤的最后几天里还发生一件事，那就是鲍勃·霍普前来劳军演出。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演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曾经在“二战”时为军队作过一场又一场表演，而现在竟然来到朝鲜的首都为他们讲笑话，当天夜里，骑1师的许多士兵纷纷前来观看霍普的表演。可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带着重新配发的弹药，一路北上奔赴云山，去那里解救被围追堵截的韩国军队。在他们看来，韩国士兵总是陷入这样那样的麻烦，而他们无疑只是去收拾残局而已。
因此，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的，虽然他们已经拿回部分弹药，但问题是，究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是应该穿上特意为东京阅兵式准备的制服呢，还是应该裹上笨重的冬装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全都选择了前者。但是，朝鲜的冬季—— 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即将来临。他们北上的目的地距离朝中界河鸭绿江只有咫尺之遥，因此十分危险，但是这支队伍上到军官下到士兵，无不认为自己早已脱离险境。许多人还听说，就在两周前，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复活节岛会面时，誓言要从朝鲜撤出一个整师的兵力转移到欧洲战场。
骑1师刚到平壤不久，麦克阿瑟也随即到来。“难道就没举办什么庆祝仪式来为我接风吗？”他一边下飞机，一边问道，“金大牙在哪儿？”[4]他打趣金日成，好像这位朝鲜的劳动党领袖已经成了他的手下败将。接着，他下令让所有从一开始就在骑1师服役的士兵出列。在当天集合的两百多名将士里，只有四个人站了出来，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彩。检阅结束后，麦克阿瑟随即登机返回东京，并没有在朝鲜过夜。事实上，在坐镇指挥的这段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在朝鲜待过一个晚上。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以后，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将领认为他显然准备让美军继续深入北方。麦克阿瑟坚信，中国不会介入。当时的美军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而朝鲜人却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因此，麦克阿瑟的将令也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越来越含混不清。形势很明显，他志在挺进鸭绿江，直趋朝中边境，而对于华盛顿意欲强加于他却又不敢强加于他的那些步步紧逼的限令，麦克阿瑟根本就不屑一顾。就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下面简称参联会）禁止派遣美军进入任何毗邻朝中边境省份的命令也丝毫没有放慢他北上的步伐。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因为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只会听从一个人的命令，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众所周知，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的对岸严阵以待。对他们意欲何为，麦克阿瑟自认为要比杜鲁门政府的高官更了如指掌。他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告诉总统，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就算他们真的参战了，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这一点只怕人们早就有目共睹。对于麦克阿瑟及其手下来说，顺利穿越这片与阿拉斯加州有着相似气候与地貌的不毛之地，就等于从仁川登陆开始的北伐行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还是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因为华盛顿的大多数人极力反对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力排众议。因此，当麦克阿瑟下令让美军向北方挺进时，华盛顿的文武高官变得越来越惊惶不安。对于中国（实际上也包括苏联）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无法像将军那样镇定自若，而且联合国军不堪一击的作战能力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极难驾驭——虽然他们都对这位将军敬畏有加。
如果说当前的局势对联合国军极为有利的话，那么在6月末朝鲜人民军刚刚越过三八线时，无疑是朝鲜人民军占了上风。他们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那些孱弱无能、疏于防范的美军与韩军却节节败退。然而，随后美军立即派遣大批精兵强将前来增援，再加上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也大获全胜，从而使美军成功地深入朝鲜腹地。此后，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尤其是在美军经过几番苦战拿下汉城[5]以后，朝鲜的抵抗能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尽管华盛顿的高层大都对仁川一役赞赏有加，但是麦克阿瑟日渐增长的威望却让他们感到如芒在背。中国方面早已发出警告，扬言他们将要介入。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仁川登陆不仅让麦克阿瑟变得目空一切，而且让人们对他奉若神明。这位一直以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自诩的将军曾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然而在“二战”前夕，对于日本人的参战意图与作战能力，正是这位专家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判断。后来，华盛顿的一些高官认为，在联合国军抵达平壤之后、北上云山之前，美国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从而使朝鲜半岛的战事升级为一场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那些率军北上的将领同样感到惊慌不安。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发现，在他们艰难跋涉的同时，这里气温骤降，地形愈加险峻，北上的征途正变得令人毛骨悚然。数年之后，韩军第1师师长白善烨（美国人眼中首屈一指的韩国名将）曾忆及这次北上时的不安——因为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到处都是一片荒凉，仿佛与世隔绝。作为一名曾经参与过对日作战的资深指挥官，白善烨起初同样感到十分迷茫，直到后来才意识到，韩军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万籁俱寂、荒无人烟。就在此前，南下的难民总是络绎不绝，而这时路上却杳无人迹，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这里早已是天寒地冻，气温差不多每天都要下降5摄氏度左右。
此外，感到不安的还有一些情报人员。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这些传闻让他们确信，中国军队将于10月底前大举进军朝鲜。第1军（骑1师归其所辖）情报官珀西·汤普森上校是驻韩美军中一致公认的最佳情报员之一，对于这些传闻，他同样感到十分悲观。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军队已到眼前，因此试图向上级发出预警。然而不幸的是，骑l师的高级军官对于东京总部的态度深信不疑，因而盲目乐观。于是，汤普森直接向骑1师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报告，说他认为该地潜伏有大批中国军队，但是埃德森和其他军官却认为他是在耸人听闻，因此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的女儿芭芭拉·汤普森·艾森豪威尔（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媳）发现，父亲在从朝鲜战场寄来的信中一改往日的语调，好像就要与她生离死别一般。后来她回忆说：“他确信美军将一败涂地，而自己也要战死沙场。”[6]
汤普森完全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最初得来的情报准确无误：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悄悄地潜伏在北方的群山之中，耐心等待韩军和联合国军一路北上，继续拉长已经吃紧的战线。他们没有打算立即对美军下手，而是要等到美军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之后再开始进攻，因为那时打败美军简直易如反掌。
“打到鸭绿江边去，”10月末，白善烨将军率领的士兵们摇旗呐喊，“打到鸭绿江边去！”[7]然而，就在10月29日，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出击。兵败如山倒，白将军后来这样写道。一开始，韩军将领不明所以，在中国军队猛烈的迫击炮攻击之下，韩军第1师第15团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第12团也随即遭到迎头痛击。接着，第11团（师预备队）的侧翼与尾部也遭到攻击。显然，敌军深谙用兵之道，因此白善烨认为这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于是，他迅速做出反应，马上把该师撤回云山镇内，从而保住了第1师的大部分兵力。这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那些场景一样，白将军后来写道，当白人遭到大批印第安人围追堵截时，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同样，他的整个师也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口袋阵”中。有些韩国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也没碰上那么好的指挥官。
白善烨很快就明白，这一定是中国军队。战斗开始的第一天，15团抓到了一名俘虏。白善烨亲自对其进行审问。这名俘虏在35岁上下，身穿一件厚实的、正反两用的御寒棉衣，一面是土黄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这种服装，”白善烨写道，“无疑是在雪原上进行伪装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此外，他还戴着一顶又厚又重、两边都有耳罩的棉帽，脚下穿着一双胶底鞋。对于这身装束，韩军很快就不再陌生。虽然此人略显木讷，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却承认，他来自中国广东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正规兵。他还告诉白善烨，附近的群山埋伏着中国数万军队，韩军第1师可能已陷入重围。
白善烨立即给军长弗兰克·米尔本（绰号大虾）打电话，然后将这名俘虏带往米尔本的大营。这次审讯由米尔本主持，白善烨不时插话。白将军后来写道，审讯过程大致如下：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南方人。”
“你是哪个部分的？”
“我是39军的。”
“你都参加过哪些战役？”
“我参加过（中国内战时期的）海南岛战役。”
“你是中国的朝鲜族人吗？”
“不是，我是汉族人。”[8]
白善烨完全能够肯定，这名俘虏讲的都是实情，因为在审讯过程当中，他既没有自吹自擂，也没有躲躲闪闪。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来看，眼下的局势无疑相当危急。当然，他们早就知道，至少有30万中国大军驻扎在鸭绿江边，随时听候差遣。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北京向全世界扬言要出兵朝鲜时是不是在危言耸听。米尔本立即把这一最新情报上报给第8集团军司令部，然后再由该部通报给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准将。但是，威洛比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朝鲜境内不可能存在中国军队，至少不可能存在大批足以制造事端的中国军队。这一论点与他的上司不谋而合。而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军情部门的唯一工作与第一要务，就是要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美军、韩军与联合国军之所以胆敢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北方、直捣鸭绿江畔，正是建立在朝鲜境内没有中国军队这一前提之上。如果这时麦克阿瑟的总部突然对外宣布，美军已经与中国方面发生正面交火，那么此前一直不得不在后方静观其变的华盛顿恐怕就要趁机主动出击了，届时东京总部不仅会丧失主动权，而且再也不能一举到达鸭绿江边。这肯定不是麦克阿瑟想要听到的消息，而他想要听到的消息是，威洛比的情报要能够向所有人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当第一次有报告说有大批中国军队在鸭绿江北集结时，威洛比只是对此嗤之以鼻。“这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9]他向总部报告说。而现在，当韩军捕获第一个中国战俘时，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威洛比的情报部很快便传过话来：这名俘虏是一名中国的朝鲜族人，而且他是自愿参战的。这一说法相当古怪，其真正意图就是为了尽量淡化这名俘虏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名俘虏不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国籍，而且对自己所属部队与该部队的兵力更是一无所知。然而，这个结论却让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大喜过望，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美军所持的态度：美方越是对此漫不经心，他们将美军一举包围、大获全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不断有美军或者韩军报告抓获中国俘虏，这些人不仅指认他们所在的军队，还承认已经有大批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前方战地的最新情报，威洛比一次又一次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至于这些中国俘虏是否真的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否真的来自某个师、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以及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孱弱无能的联合国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旦让美军各个师、军、集团军以及远东司令部就这些问题争执不休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绝不能让这一消息走漏到美军各部队中。尤其是正在从平壤向云山进发的第8骑兵团始终坚信，挡在他们前方的只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很快就可以抵达鸭绿江畔，然后对着江水撒尿以庆祝胜利。
在第8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就像麦克阿瑟本人一样，他们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反思。既然美军身经百战的最高统帅都坚信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么各个师与军的高级将领同样应当感到信心十足才对。尤其是在东京总部，这些将领的军衔越高，对战争盲目乐观的情绪就越发盛行；在他们看来，现在剩下的唯一任务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实际上，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从很多事情中都可以窥知端倪。10月22日，也就是韩军抓获第一名中国俘虏的三天前，第8集团军军长沃尔顿·沃克中将曾经请求麦克阿瑟批准，将所有装有军火的货船从朝鲜转运至日本。麦克阿瑟不仅批准了这一申请，还亲自下令，让六艘载有105毫米口径和155毫米口径炮弹的船只转运到夏威夷。同样是这支队伍，在此之前的四个月里弹药极其匮乏，然而现在却弃之如敝屣。
11月25日，在第8集团军的防区内，久负盛名的第2步兵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绰号荷兰人），召集所有将领参加一次特别军事会议。当时，第37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拉尔夫·霍克利中尉记得十分清楚，在朝鲜战争中拿下最多硬仗的第2步兵师将要撤离朝鲜。凯泽神采飞扬地说道：“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了。”[10]他告诉这些军官：“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当有军官问他们会被派往哪里时，凯泽回答他不便透露具体地点，但是绝对是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猜测：东京、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甚至是欧洲的某个军事基地。
第1骑兵师第8团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云山。赫伯特·米勒中士（绰号面糊）听说，上级之所以让他们离开平壤北上云山，是为了稳定韩军军心。米勒是8团3营L连某排的副排长，他本来倒是还想在平壤多待上几天，但是军令如山，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收拾韩军留下的那些烂摊子。对于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韩军能够遥遥领先，他一直都感到大惑不解。米勒不怎么担心中国军队会参加战斗，他担心的是这里寒冷的天气，因为大家穿的还是夏装。当他们还在平壤的时候，就有人说冬装快要到了，已经装进卡车里了，再过两三天就能发下来。可是，这话他们已经听了好多天，冬装仍然迟迟不见踪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米勒所在的团已经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死伤无数，营里的士兵基本上面目全非。米勒与自己的挚友——来自密苏里州乔普林市的另一位“二战”老兵理查德·赫廷格曾经相约，要互相照顾对方。尽管大家纷纷传言说美军要在圣诞节前回家，但是米勒却固执地认为，除非你已经站在家门口，否则就还没有到家。
“面糊”米勒来自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普拉斯基。“二战”结束后，他从42师退伍还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又在1947年重新入伍，成为3师7团的一员，随后又并入骑1师。1950年7月，当他被派往朝鲜参战时，再有六个月他的三年服役期就到了。“二战”期间，米勒一直觉得诸事顺遂，但在朝鲜战场上每件事都磕磕绊绊。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们连队抵达朝鲜，随即风风火火地赶往前线的关键接合部（大田附近的一个村庄），一开始就要面对强敌。从那以后，他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连里的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面糊”，尽管他只有24岁。
第一天，在向大田前线进发的途中，许多只在电影上见过行军打仗的年轻士兵夸夸其谈，扬言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米勒这时却在旁边一言不发，因为在他看来，夸夸其谈最好等到战斗结束以后，而不是在战斗开始之前。但是，米勒没有必要向他们讲这些，因为这些只有过来人才能够理解。由于他们毫无防范，而朝鲜人民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经验丰富，因此刚一交锋他们就立即败下阵来。第二天，全连的人数从160人锐减为39人。“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敌人全歼。”[11]米勒愤愤地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了。
不是因为战士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准备不足，完全没有进入状态。此外，朝鲜人似乎多到数不胜数。不管你仗打得有多好，朝鲜人民军总是源源不绝。他们会偷袭你的后方，切断你的退路，然后包抄你的侧翼。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米勒心想。前两批发起进攻的朝鲜人民军可能还带有步枪，而后面那些没有步枪的士兵会捡起前面倒下的同胞的武器，继续战斗。米勒认为，要对付数量如此众多的朝鲜士兵，连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配备自动武器才行。但是，美军的装备十分糟糕，他们基本的步兵装备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当他还在德文斯堡兵营[12]的时候，上级配发的枪支不仅早已落伍，而且严重变形、保养极差，根本一文不值。这大概就代表着这个国家和平时期对于军队的态度吧。
等他们到达朝鲜以后，弹药变得极其匮乏。米勒还记得，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遭遇一场硬仗。有人搬来一箱弹药，但是子弹却上不了膛，他们只好自制弹匣。此情此景，米勒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给这些在敌众我寡局势下命悬一线的步兵送来了这些上不了膛的弹药。真够外行的，他想。朝鲜人民军开着先进的俄式T-34型坦克，而美军那些“二战”时期可怜兮兮的老掉牙的反坦克火箭筒根本连它的皮儿都擦不破。在“二战”的战场上，美军不仅目标明确，而且防守得当。然而，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却乱打一气，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侧翼有没有人进行掩护，因为那些韩军士兵很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了。
到达云山后，米勒对驻地方圆5英里的地方进行一次巡逻时，途遇一位朝鲜老农。这个农民告诉他们，在这一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其中不少还是骑兵。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言之凿凿，因此米勒深信不疑。于是他把这个农夫带到营部，但是营部里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哪里有中国人的踪影？还有骑兵？真是荒谬至极。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好吧，米勒暗想，他们可都是情报专家啊，如果真的有中国军队出现，他们一定会心中有数的。
8团3营I连有个名叫莱斯特·乌尔班的年轻下士第一个嗅出这里的险情。乌尔班是营直属连的传令兵，因此时常在营部附近转悠，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军官们的只言片语。年仅17岁的乌尔班身高只有5.4英尺（1英尺=30.48厘米），体重只有100磅，在西弗吉尼亚州德尔巴顿的高中，他这样的块头打不了橄榄球。这里的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花生”，但实际上乌尔班吃苦耐劳、跑得飞快，所以后来成了一名传令兵。在那时的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有线与无线通讯设备都经常失灵，因此他的任务就是把上级口头或书面的军令从营部传到连部。这项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乌尔班不仅能够顺利地传达命令，而且还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对于这一点他常常引以为傲。如果某天他要走上几个来回的话，乌尔班总是不断变换路线，而且从不懈怠。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传令兵，一旦有规律可循的话，那就必死无疑。
近来乌尔班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本部队的左右两侧都无人掩护，从而极度增大了易受攻击程度。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由于美军节节胜利，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的不安也就一闪即逝。至少在他们抵达云山之前，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然而到了云山以后，用乌尔班的话来说，他们团却形单影只、孤军奋战，只要有人稍加留心便会发现，这三个营不仅来得不是时候，而且驻扎得也不是地方。总部的地图显示这三个营之间的距离很近，但是乌尔班走了几趟之后发现这段距离其实相当远。
10月31日这天乌尔班正在营部附近，曾任8团3营营长、上周刚刚晋升为5团团长的哈罗德·强尼·约翰逊中校想在离开之前检阅一下自己的旧部。离开平壤之前，约翰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3营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近四百名官兵举行追悼活动。与他一起参加这次追悼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在该营的战士。“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约翰逊这样写道。
对于他的大多数旧部来说，约翰逊值得敬佩和爱戴。他从抵达朝鲜之日起就与他们患难与共，而且总能在战场上做出英明的决定。约翰逊对属下极为爱护，这一点那些普通士兵在评价军官时会注意并给予重视——他们总是关注军官的表现，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性命。有一次，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能够与初来乍到的3营士兵待在一起，为了能够对自己带来的这些战士负起责任，约翰逊甚至回绝了一次晋升团长的机会。
约翰逊是一名饱经忧患的老兵。“二战”期间，他在巴丹岛被日军俘虏，然而却在巴丹死亡行军与三年的铁窗生涯中奇迹般活了下来。一般来说，战俘的经历无助于一名军官的晋升，然而约翰逊却最终成为第8军的参谋长。“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乌尔班在数年后追忆道，“有些人天生就是领袖。在我看来，约翰逊总是在替他人着想，从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13]
巴丹岛的经历让约翰逊对于所谓的传统观念不屑一顾，因此他远比大多数美军军官都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后果会是什么。就在那时，他下令让5团作预备队，在他的旧部以南数英里以外驻扎待命。当听说有大批敌军经过此地，有可能封锁道路、切断8团与其他团之间的联系时，他感到十分紧张。于是，约翰逊独自一人驾车北上，想要察看一下这里的情况。途中他也遇到白善烨将军曾经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这里悄无声息，这让约翰逊感到十分恐慌。他后来追忆说，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如芒在背。然而当他最终来到自己的旧部时，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的情形更加让人恼怒。在约翰逊看来，继任者罗伯特·奥尔蒙德完全是个外行，3营部署得一团糟。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平坦的稻田上，而且连战壕也没有挖。
看到这两人会面时的情形，乌尔班感到约翰逊十分沮丧。在乌尔班看来，向来和颜悦色的约翰逊这一次对奥尔蒙德却极为严厉：“是你让这些人从低地来到高原！这样做他们会不堪一击！要是有敌军进攻，这样还怎么防守！”（“我还以为他会当场狠揍奥尔蒙德一顿呢。”乌尔班时隔数年以后回忆道）约翰逊满以为奥尔蒙德会采纳他的建议，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奥尔蒙德对他的建议完全置若罔闻。[14]不仅3营的部署有失妥当，在这场惨剧发生以后，就连许多高级军官都承认，整个8团的部署都疏于防范；他们随随便便地就驻扎下来，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值得他们畏惧一样。
云山战役之后，休利特·雷纳中尉加入该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他对该团当时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震惊。“首先，三个营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根本就不能互相援助；其次，这三者之间相距太远，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这就是敌军的作战方式，突然出现、移向侧翼然后再包抄挤压，”雷纳说，“我知道总部没有事先告知8团有关中国军队的消息，但是他们绝不应该把驻扎地点视同儿戏，好像马上就要回国一样。说他们玩忽职守还真是太轻了。”[15]
L连重武器排的比尔·理查森上士率领一支配有无后坐力炮的小分队。对于1950年10月31日发生的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当时，他的小分队正在“骆驼鼻子”（也就是3营的南端）附近放哨，这里有一道桥梁直通南面川。此前一天，他们曾经接到一船货物，军需处负责人说是冬装，等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野战服装、薄袜和一些小件物品。理查森吩咐手下一名士兵好好地分发这些服装，而且因为数量有限，不够发给那些下士。几年以后，当有人写道他们连的士兵是在睡袋里被人活捉时，理查森勃然大怒。他们被动挨打就够糟的了，但他们肯定不是在睡袋里，因为根本就没有睡袋。实际上，所谓的睡袋就是他们东拼西凑裹在身上的毛毯与破衣烂衫而已。
那天轮到理查森在桥上放哨，恰巧约翰逊中校从营部返回时经过此地。约翰逊似乎很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是却几番欲言又止。他说：“你看，有报告说这一带有敌军。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朝鲜军队的残部。现在他们很可能已经从河湾地带北上，朝这里进发了。”听了约翰逊的话，理查森越发地感到摸不着头脑。他告诉约翰逊：“中校，如果有人到了河湾地带，他们早就应该知道了。”（这是他的口头禅）接着，约翰逊告诫他要多加小心，然后他们俩互相握手作别。临行前，约翰逊祝他好运。可是理查森却觉得，约翰逊孤身一人在乡间小路上穿行，他倒想说：中校先生，需要好运的人恐怕应该是你自己吧。
他们两人曾经同在马萨诸塞州德文斯堡接受训练。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理查森正在欧洲服役，但当时为时已晚，他没有亲身经历惨烈的战斗，只是见到了大战后的一片废墟。然而在朝鲜战场上，理查森身经百战，而且还参加了迄今为止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理查森从小在费城长大，父母都是艺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因此被送往当地的一所工业学校，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将与大学无缘，而理查森似乎也从未动过这个念头。于是，上完九年级之后，他的学校教育生涯就告一段落，转而加入军中——在这里理查森感到如鱼得水。他还接受过“二战”战场上最恶劣条件下职业军人的专门训练，因此对于生存之道颇为精通。1950年早春，理查森的服役期第三次延长，但是当时正值战后大裁军时期，因此部队一直想让他退伍。就在此时，朝鲜人民军突然南下，于是他的上级在一夜之间改变想法，决定让他留在军中。
7月末，在德文斯堡退伍不成的理查森反而成了8团3营的创建者之一。他清楚地记得，6月26日至27日，就在朝鲜发动进攻后不久，约翰逊在哨所电影院里召集全营士兵。但是因为当时人数太少，他们只能占满前面两三排的座位。那天放映的是一部步兵宣传片，其中有些战士因为表现英勇而获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约翰逊告诉他们：“小伙子们，你们当中如果谁还没有勋章的话，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有了。”听了这话，理查森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呢。[16]然而没过几天，各色人等纷纷抵达，包括宪兵、厨师以及后勤人员在内的所有步兵人员，足够坐满整个电影院。接着，他们就远涉重洋，来到朝鲜战场。
后来，在他们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后，理查森才真正感受到此前约翰逊的那番话其实意味深长——当时他一定是想警告自己的部队，该地区已经有中国军队出没，通向8团的道路门户洞开。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字眼无疑会让军中一片哗然，因此约翰逊只能点到为止。如果约翰逊还是该营营长的话，理查森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收紧阵地，同时向高处转移，并且确保该营的火力能够相互支援、相对集中。理查森想，也许有一天奥尔蒙德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但此时此地可不是让战斗开始的当口。
就像约翰逊一样，3营负责作战指挥的菲尔莫尔·麦卡比少校对于该团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却再也没有机会就此同约翰逊进行讨论，因为此后三年他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麦卡比参加过“二战”，是一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官，来朝鲜之前曾任骑l师某连连长。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着杰出的作战指挥能力，但是此时此刻，中国军队的进攻却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无论是奥尔蒙德还是他的参谋维尔·莫里亚蒂少校都没有指挥经验，因此在麦卡比看来，他们的作战经验与一般的团级干部相仿。此外，这两人彼此十分熟稔，反而将身经百战的麦卡比排挤在外。“我感觉会出状况，但自己却是局外人。”后来他这样说道。尽管麦卡比屡次试图提醒奥尔蒙德，该营所在的地形十分不利，但是却总是白费唇舌。此外，当时营中氛围也令他不快，这要归咎于那些高级军官——正是因为他们掉以轻心、妄自尊大，才使得流言满天飞，让人们误以为美军马上就要撤离朝鲜。随后麦卡比发现，当陆续有中国士兵被俘时，美军各个作战单位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总部就是要封锁这些消息，而即使封锁不住也要竭力遮掩，这种做法真是闻所未闻，完全是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当他逐渐熟悉中国军队的战术后发现，当时他们团的部署过于分散，很容易成为敌军首选的攻击目标。[17]
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包括奥尔蒙德在内的军官们其实知道，上级司令部正在就此争论不休。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上校想将本团撤离该区域，不仅因为该团位置过于暴露，而且已经有太多征兆引起了他的警惕。11月1日，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森林上空浓烟滚滚。埃德森和其他一些军官都怀疑，这场大火很可能是敌军为了迷惑美军的空中侦察力量而故作的掩人耳目之举。对于该地区已有中国军队出现的报告，骑l师师长哈普·盖伊要比他的上级更为警觉，甚至感到战斗很可能一触即发。11月1日那天，他在云山以南的龙山洞设立师指挥所，但是由于军部一时心血来潮，完全不考虑该师的完整性，而将他的几个营调到其他师，致使骑1师的编制被割裂，这让盖伊感到大惑不解。现在8团孤军作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因此盖伊感到十分不安。
对于军部指挥这场战斗的方式，盖伊的副官威廉·韦斯特中尉能够感觉到盖伊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在“二战”期间，盖伊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如何运筹帷幄并不陌生。但在朝鲜，战事从一开始就指挥失当，他对战争初期美军的糟糕状况十分震惊。在盖伊看来，麦克阿瑟一直对敌人掉以轻心，自以为“一只手捆在背后”也能打败朝鲜军队，实际上却犯下兵家大忌。盖伊觉得，那些在东京坐镇指挥的高级军官完全不了解敌军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似乎也根本不愿意去了解，这真是令人诧异。从麦克阿瑟的大营出来以后，他对韦斯特说：“这些该死的家伙从来都不肯纡尊降贵，还在那里做他娘的美梦呢。”[18]最让盖伊感到愤怒的还不止这些：那些最具才华的军官，尽管盖伊非常想让他们担任营长，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总把他们抽调过去当参谋。他对“总司令部的臃肿程度已经超过‘二战’时的同级司令部”的情况非常震惊。他忍不住开始发牢骚，1945年时第3集团军司令部只有数百名军官指挥前线的数万名将士，而眼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东京总部有数千名军官坐镇，指挥前线数万名士兵。总部甚至还派出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定期往返于东京与盖伊的师部之间，据说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有一次，盖伊列出一份被派往东京总部的参加过“二战”的军官名单，迫切希望让这些人回到前线指挥。然而，等到那名联络员回来后，盖伊问起那些军官的情况时，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麦克阿瑟将军说，不能浪费这些人才。”
“天哪，难道让这些身经百战的军官指挥美军作战也称得上是浪费人才吗？”盖伊嘟囔道。[19]
此外，对于美军在圣诞节前就能回家的传言，盖伊也感到大惑不解。他问道：“是哪个圣诞节？今年的还是明年的？简直荒谬至极。这种说法只会动摇军心，让我们麻痹大意。”让盖伊忧心忡忡的是，自己的一个团有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圈，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将该团撤离，从而增强全师的战斗力。但是，他的上司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却不愿意这样做。在军队里，“撤退”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词儿，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而更为通行的说法则是“反向前进”。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本还是不同意，因为在此前的六个星期里，他们的进军一帆风顺。而且重要的是，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一直不断施压，要求他们尽快抵达鸭绿江畔。韦斯特知道，尽管东京总部一再宣称没有发现敌军的踪迹，但是盖伊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很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如今，总司令部与前线之间已经产生巨大的裂痕：一方面是前线的美军将士出生入死、命悬一线；另一方面，东京的高级官员却自欺欺人、盲目乐观。同样，军部与师部之间也有巨大的隔阂：军部似乎对东京的热切希望深信不疑，而师部却感到前方敌众我寡、不堪一击。虽然他们有不止一次的机会能够让8团脱离险境，但是米尔本却始终不肯下令撤军。
11月1日下午，当盖伊与查尔斯·帕尔默将军（该师炮兵指挥官）一起在指挥所的时候，一则由L-5侦察机上的观察员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报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有两大股敌军步兵纵队正从龙塘洞与龙云洞附近的小路上向东南方向进发。我们的炮弹刚好击中敌军部队，但是他们却没有停止前进。”[20]那是距离云山五六英里处的两座小村庄，帕尔默将军立即下令炮兵开火，同时盖伊也紧张地拨通第l军司令部的电话，再次请求上级准许8团撤到云山以南数英里以外，然而他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丧失了挽救8团尤其是3营的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的这场战役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胜负已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由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的两个精锐师，与一支毫无准备、部署不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那些盲目以为朝鲜战争业已结束的军官指挥的美军精英师进行了一场正面交锋。
5团在约翰逊的率领下，在北上云山展开救援行动的途中被中国军队设置的一处巨大路障困在半路。实际上，他们不仅难以解救出受困的8团，就连自身能否从这场鏖战中顺利脱身、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都不知道。正如那位以严谨著称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描述的那样：“11月1日夜幕降临前，8团被中国军队围三阙一，只在东面留有一个缺口。如果当时韩军15团能够在原地抵抗的话，那么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21]
图2 第一次遭遇中国军队，1950年11月1日
本·博伊德中尉是8团1营B连的新任排长。1营配有坦克和火炮，实际上是个营级特遣队，当时驻扎在云山以北400码开外，因此是8团三个营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该营营长名叫小杰克·米利金，是博伊德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员。博伊德印象中的米利金是一个为人和善、行事稳妥的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巴顿将军麾下的某军军长。据博伊德所知，1营曾经先于其他两个营抵达平壤，当时其他两个营在什么地方则不得而知。而就在1营到达这里的当天下午，曾把迫击炮对准四周的目标，并且与敌军进行几番交火，但是因为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因此大家都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不过是朝鲜的一些散兵游勇而已。可是到了晚上，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8连连长却对博伊德说：“这一带大约有两万洗衣工。”[22]博伊德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他们的周围驻扎着两万中国军队。
接着，他们听到类似于某种亚洲风笛的乐器声音；一开始，有些军官还以为是英国旅的援军到了。然而那种声音却不是风笛发出的，而是从军号与喇叭里发出的一种诡异的声响。对于这种声音，只怕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同时还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大威慑力。博伊德相信，尽管人手短缺，但是他的士兵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一半属下都是韩军混编人员，即所谓的KATUSA。大部分美国军官认为，这些韩军混编人员训练不足，到了与敌军真枪实弹交火的时候，完全指望不上他们——将他们混编进来不是为了加强美军的战斗力，而是为了增加美军与联合国军的人数。对于这种轻率的做法，不仅那些必须与韩军并肩作战但言语不通的美军连长与士兵感到十分不满，整天被呼来喝去的韩军混编人员同样感到不快。
10时30分左右，中国军队发动猛攻。这真是兵败如山倒，博伊德心想。后来有人说，中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穿过美军薄弱的防线。美军看似防守严密的营指挥所在顷刻之间就被夷为平地；各个排的一些幸存者想要临时构建一条防线，但很快就因寡不敌众而土崩瓦解，到处都是美军伤兵。对于眼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米利金已经竭尽所能了，博伊德心想。于是，他下令让剩下的十辆载重2.5吨的卡车一字排开，尽可能地将伤兵转移出来。就在此刻，博伊德突然看到一名叫埃米尔·卡朋的随军牧师正在全力照料自己身边的伤员。博伊德立即下令，让部下安排这名牧师上车，但后者一口回绝，因为他打算与这些很可能冲不出去的伤兵待在一起。尽管卡朋神父十分清楚，他们最终很可能会一起被俘，但是他会尽其所能让这些美国士兵得到善待。
3营有两辆坦克。当护航车队开始出发时，米利金登上一辆坦克在前方开路，博伊德上了另一辆坦克负责断后。到云山镇以南约一英里之时，出现了两条岔路，他们的一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另一支队伍沿西南方向前行，先后进入3营的防御圈，然后通过比尔·理查森及其辎重分队镇守的那座桥梁。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利金不顾一切率部南下是对的，凡是最后突出重围得以幸存下来的士兵莫不是受益于此。
中国军队早已在这条道路的两侧埋伏重兵。博伊德当时很难预计敌军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火，但是他模糊记得，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出五六百码之后，中国军队就开火了，火力异常凶猛。而他们的车上全都是伤兵，根本无力还击，于是整个车队都熄灭车灯。慌乱之中，博伊德所在的那辆坦克的驾驶员操作失误，炮塔开始猛烈旋转，坐在上面的那些士兵全都掉了下来，博伊德也跌进一条战壕里。后来他能够活下来，博伊德心想，完全是出于天意。
他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的脚步声，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死。不一会儿，有人走了过来，先是用枪托狠敲博伊德的脑袋，而后又猛踢他的身体。所幸没有人用刺刀戳他。博伊德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少说也有几个小时，才慢慢地爬了起来。这时的他完全迷失方向，除了浑身是伤以外，还有严重的脑震荡。博伊德听到不远处似乎有开炮的声音，很可能是美军的炮火，于是朝着那个方向蹒跚前行；蹚过一条大概叫作南面川的小溪，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疼得厉害，他觉得这很可能是中国士兵使用的白磷所造成的烧伤。
博伊德小心翼翼地走了几个晚上，一到白天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他带着极度的伤痛与饥饿，朝着美军防线的方向走了至少一周的时间，也许有十天左右，最后是一位当地农民给他食物充饥，并且用最原始的手势为他指明美军的位置。博伊德相信，没有这位农民的帮助，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11月15日左右，在经历将近两周的艰难跋涉之后，博伊德终于来到一处美军营地。他的烧伤已经十分严重，当时立即有人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治疗。对于博伊德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成了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博伊德只知道他的连长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但不知道他的排中是否还有人幸存下来，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之前，在8团的防御圈南端，L连的比尔·理查森仍旧驻守在那座长约90英尺的水泥桥上。桥下原是一条小河，但现在河水已经干涸。理查森和大部分士兵都守在桥北的平地之上，也就是8团驻扎地点的最南端。营部就在此地以北大约500码之处，而L连的其余兵力则在向西大约350码处。当理查森第一次听到南边山头上传来的声音时，他问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个班里除了自己以外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士兵吉姆·沃尔什：“我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理查森感到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是却抽不出人手来进行侦察。于是他拨打连部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支持。但是连拨了三遍，连部那边才有人拿起电话，这让理查森感到愤怒不已——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麻痹大意？接下来，连部又接通营部，最后由营部从情报侦察处派来一名士兵。这个士兵一路悠然自得地走了过来。在理查森向他说明任务之后，这名士兵很快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与其他四名士兵在山顶上大呼小叫地进行所谓的侦察，理查森想，他们的声音大概整个师都能听得到。等到他们声势浩大的侦察行动结束以后，带头的士兵说：“这里没有任何情况。”但是，另外一名士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把铁锹和一副手套——这种手套理查森从来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手套是干的。显而易见，在这种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刚刚有人把它们落在了这里。“没错，”这名士兵承认，“是有几个散兵坑来着，但那肯定很久没有人用了。”听了这话，理查森勃然大怒。即使不是侦察人员或者情报人员，也应当能够立即理解这副手套的重要性。于是，理查森坚持要他把这副手套与工具送到自己的上司那里，并且通报这里可能有情况发生。可是这名士兵满脸愠色地回答：“好吧，要是您不喜欢我们的侦察结果，那劳驾自己去瞅瞅吧。”
所有这些情况都让理查森越发警惕起来。那天晚上，他还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派一个班的士兵增援连部的侦察巡逻。这让理查森大为光火，因为他这里只有十五名士兵，其中五个还是不会讲英语的韩军混编人员。于是，理查森只好让这五个人留下，派遣自己的得力助手沃尔什与其他三名士兵去参加连部的侦察行动。理查森后来听说，这些士兵到连部后，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挖几条沟，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尽管这时理查森的营区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1营与2营却同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
接着，11月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营里突然炸开了锅，原来是中国军队突袭了8团3营。数年以后，理查森在其他史料中读到，中国军队身着韩军俘虏的服装，成功地偷袭了美军。不过对于这种说法，他并不认同，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伪装，可以从东面的开口处如潮水般涌入。片刻之前，营部里还都是左冲右杀的美国士兵，但眨眼之间，这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在距理查森左侧大约350码开外的地方，L连也被中国军队一举击溃。那时，中国军队只需要使用四挺机枪对理查森的阵地进行扫射，就能够立即把他们撕成碎片。
在此之前，L连的一个排长，一位刚刚来到朝鲜战场的年轻中尉罗伯特·凯斯，与理查森的好友、副排长“面糊”米勒（他在到达云山镇时曾经听到过有关中国军队的传闻）正从理查森的阵地西南方向、距离有两三个山头之遥的904高地后撤。理查森不太熟悉凯斯，因为8团的排长换得很快。凯斯急匆匆地到达后，坚持要用理查森的有线电话询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由于通讯状况欠佳，凯斯所在的排已经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可是理查森的电话突然也打不出去了，凯斯断定是中国人切断了电话线。于是，凯斯决定一路前行，把自己的手下带到营部。米勒同理查森握了握手，并祝他好运（“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五十二年后的一个骑兵师老战友见面会上。”米勒说道）。当时理查森甚至无法与自己的连队取得联系，于是他派一名士兵穿过350码的距离，前往L连探查，但是这名士兵却不幸在途中遇袭，未能成功抵达。他一路爬回理查森那里，然后三番五次地向他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做到。”理查森俯身解开他的上衣，看到他浑身是血。这名士兵最后死在理查森的怀里。后来理查森回忆说，直到那时他才发现，最糟糕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这名士兵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