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语气太强硬了。84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4月29日下午会见45名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于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6月4日以后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于同情学生。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月29日–5月12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后者。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北韩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北韩回国后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4月23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于4月30日迎接赵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1988年夏天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迭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分。事实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筛选去苏联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但他在领导人中间并不以才华著称。他表达个人见解时总是态度谦逊，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勤恳而投入——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么不受欢迎，他总是乐于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鹏难以掩饰他对示威者的轻蔑，因此他与他们见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4月25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话要点也送达了还在平壤的赵紫阳。赵在一间挂着黑色窗帘的密室里读了邓小平的意见后，立刻发回电报说：“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目前的动乱问题作出的决策。”李鹏在日记中强调，赵紫阳对社论是同意的。但事实上赵紫阳同意的是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而不是根据讲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

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很快就断定党和学生之间已经形同水火，若不撤销社论，几乎毫无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意，如果撤销社论，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赵紫阳很了解邓小平，他想必知道让邓小平撤销社论的希望很渺茫。确实，邓小平认为优柔寡断和推翻决定只会削弱党的权威，因此拒绝撤销社论。对于学生一方，赵紫阳尽量缓和矛盾：他强调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试图以此让他们放心不会受到惩罚；他还鼓励他们离开广场回到课堂。

5月1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可能发生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李鹏认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散布谣言。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赵紫阳反驳说，尽管中国确实需要稳定，但学生的口号，如拥护宪法、促进民主和反腐败，与党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5月3日和4日，赵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说明了要正面看待学生要求的理由。他在5月3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稳定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像往常一样，党的领导层试图表现出他们的一致面。赵紫阳的讲话在文字上作了仔细推敲，使保守派无可指责。

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讲话中，赵紫阳也努力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没有陷入混乱，学生示威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赵紫阳5月3日的讲话在发表之前要送其他领导人圈阅，这次讲话则不必经过高层领导的审查，因为他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经济机构讲话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受到批评，说他没有事先把讲话送元老们过目。这篇由鲍彤推敲过措辞的讲话也对学生进行了广播。赵紫阳在讲话中承认，党内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他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缺乏开放性和民主监督。他重申学生是爱国的。学生因赵紫阳的讲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站在李鹏一边的，他后来在7月6日向全国人大汇报“反革命暴乱”时说，就在李鹏准备更加强硬时，赵紫阳却摆出了谅解的姿态。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背离了“四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卖了。他们正在试图使学生让步，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则过于同情学生。陈希同还说，很多知识分子在赵紫阳讲话的鼓舞下，言论变得更加嚣张，引起新一轮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而赵紫阳的追随者则认为，李鹏这一派使他们争取学生合作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月13–24日

对邓小平来说，戈巴卓夫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0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他之前曾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个条件，将按照邓小平的条件前来北京访问。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后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营扎寨。

5月13日上午，离戈巴卓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同时相信政府不会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抓人，于是他们宣布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没有权利苟且偷生。”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没有学生受到攻击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给他们提供大客车避雨，为他们提供公厕，派人清扫广场卫生。同情学生的医务人员在广场上治疗晕倒的人，把情况严重者送往附近医院。据官方统计，从5月13日到24日，共有8，205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月13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当邓小平问到群众的情绪时，赵紫阳说，广大学生知道不能拿国家的荣誉当儿戏，不太可能干扰欢迎仪式。赵紫阳承受着压力，他要保证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北京平安无事。他也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广场。

5月14日，几位著名知识分子意识到戈巴卓夫到访之前清场的重要性，同时也担心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尽最大努力试图化解对抗。12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戴晴、刘再复和严家其在内，发表声明批评政府对待学生的方式和不公布运动真相的错误。为了达成和解，他们呼吁政府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但也敦促仍留在广场上的学生返回学校。他们劝解学生说：“民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恳请你们充分运用学生运动最宝贵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暂时离开广场。”

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5月16日看望了学生。阎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于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布公地向学生们披露了党内的分歧，敦促他们离开广场以保护赵紫阳。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返回校园，就不会受到惩罚。阎明复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他们受到保护，自己可以充当人质。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尽管参加绝食示威的学生是在争取民主，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遵从多数原则。举止大胆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说，他们有一个协议，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想留在广场上，运动也要继续下去。学生们一直举止得体，升国旗时会庄重地起立唱国歌。但是全社会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情，也坚定了他们绝不退让的决心。看到学生显然不会离开广场，阎明复明白这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意味着什么，也担心由此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不禁伤心落泪。

戈巴卓夫访问北京

5月15日戈巴卓夫抵达北京那天，支持学生的人再次增多。5月16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点作了最后一次清场的努力。广场上的大喇叭广播说，政府正在与学生代表对话。官方的广播敦促学生考虑国家利益，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学生们在他们制作的欢迎戈巴卓夫的横幅下听着广播，他们把戈巴卓夫视为值得中国效仿的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向民主的使者致敬”。但他们仍然拒绝离开广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前来支持他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不过，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在中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邓小平那样在中苏之争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曾在1960年代初负责起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在1963年访问莫斯科，代表中国与苏斯洛夫交锋。但是，他也曾两次亲自为改善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一次是在1979年攻打越南后不久，另一次是1985年他请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Şescu）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中苏两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89年2月，双方才就越南停止占领柬埔寨的联合公报的措辞达成一致，并宣布了戈巴卓夫访问北京、开创友好关系新时代的日期。

邓小平精心地与美国官员保持沟通，以便不使中苏关系的改善损害中美关系。中苏双方一达成协议，邓小平立即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了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到中国进行短暂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殊。邓小平向布殊保证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首先回顾了中苏关系史，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与苏联发展出1950年代那样的亲密关系。他说，中国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5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访前夕，他又派万里去消除美国和加拿大官员——包括在5月23日向布殊总统——的疑虑，与戈巴卓夫的会谈不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苏会谈之后，他派钱其琛外长向美国通报了会谈的内容。

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巴卓夫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钱其琛外长也在座。据他说，邓小平在会谈中兴致勃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是依照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与苏联的裂痕。邓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岁的邓小平即将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而58岁的戈巴卓夫才刚刚开始。邓小平毫无敌意地谈到过去与苏联的矛盾，他承认亲自参与过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他说，争论的双方讲的“全是空话”。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他说，问题的原因在于苏联对中国不能总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说，中国绝不会忘记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基础。邓小平同意结束过去的争论，放眼未来，使中国能够与各个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戈巴卓夫对历史背景已有很好的了解，他言谈谨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看法，中苏作为邻国应当努力发展友好关系。

邓小平对戈巴卓夫发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讲话，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有人认为他当时也有些紧张，在欢迎戈巴卓夫的宴会上，他面对镜头时手有些颤抖，饺子竟从筷子上滑落下来。就在这一天，有大约200名绝食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广场上的绝食者还有大约3，100人。邓小平很难忘记不断恶化的局势。

戈巴卓夫在5月16日下午会见赵紫阳时说，他已经见过邓小平，但现在见到赵紫阳总书记，全部协议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赵紫阳解释说，邓小平仍在工作，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邓小平得知赵紫阳这些话后很不高兴。赵紫阳的支持者后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后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们很难不被学生的理想和热情所打动，而学生也远比以往的中国人更加大胆敢言。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他们愈加相信解放军不会对他们动武。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必要性。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广场上的学生数量日见增长。5月18日尽管下雨，据国家安全部估计广场上大约仍有120万人。抗议活动也扩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约20万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路途遥远的甚至要坐数天火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来，因此像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那样要求免费乘车。原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巴卓夫记者招待会，由于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后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但是大批记者并没有去记者招待会，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门广场。

戈巴卓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在戈巴卓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学生却不愿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冲突破坏戈巴卓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