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非常非常想说，既得利益处理呢，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我家里边，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呢？有的，我假设有点房产，有点其他东西，谁是既得利益者呢？是我那个孩子，这个既得利益对她是不是有好处呢？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她有点东西嘛；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好的，因为她可能拥有一些既得利益，而她放弃了她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们在收益这堂课上会讲这个东西，哪些收益是好的收益，哪些收益是不好的收益，比如说像遗产或者继承这样的收益。

我想在这里边谈几句华为。华为很了不起，华为了不起的原因不是它哪件事做得很好，是华为创造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华为宪法，它其实脱胎于鞍钢宪法。

任正非在华为做的很多事情，在逻辑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社会主义的原则或者逻辑。什么意思？华为比较好地解决了华为既得利益者的边际控制问题。我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华为比较好，还不能说非常好，比较好的解决了华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边界控制问题。

很多人看不到华为的真正的优势在哪里？他的制度性优势在于他能处理他的既得利益者的边界。为什么能处理好？因为他的最大的治理者，他最大的那个老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能管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边界。就是他没打算做中国的首富，他管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能管住藏在他身后的一票关联人士的既得利益。

如果你问我联想的失败是什么原因？那就是柳先生以及站在柳先生身后的那些关联人士的既得利益没有做很好的约束，以至于既得利益吞食了企业用于长远发展的那部分的资本，而变成了他们的现实的收益。而且这种收益导致了企业发展动能的严重衰竭，以至于它变成了一家并不让人感到那样的振奋的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公司。

其实到最后，制度可表达的是一个人的高尚程度，一个人的人品、一个高尚程度。

华为是怎样限制华为既得利益者的呢？华为通过工资、通过股权激励锁死了每一个人的既得利益边界。而且由于它是高科技企业，它要迅速地迭代，那些既得利益者在获得了他应获得的利益之后，他可能需要很快的离职、离开，给那些更有可能性的人留出空间。

我需要再重复一遍吗？华为通过现有的分配机制锁死了华为所有既得利益者，包括任先生本人的既得利益，以至于他们能够留出更多的资源、资本和空间给那些积极进入并且进行创造......

“华为宪法”真的很了不起啊，它有点像当年的“鞍钢宪法”。任正非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使华为更具有生命力。因为他整个的科技的迭代和人才的迭代，他都做到吻合了，而很多机构是做不到的。

以我为例，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家庭，我们对自己的既得利益者们能做出像任先生这样的一种约束吗？我们不给他，我们就是不给他，我们把它通过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其实给他自己创造价值的机会，也给其他人机会，但这种境界、胸怀，有的时候是不能被大家理解的。

很多人认为任正非很残酷，华为的狼性文化很残酷。因为你干几年他就让你下岗了，让你走了。它不让你在那儿——延伸你的既得利益；它不让你在那吸吮它的既得利益；它不让你占有别人的资源、资本和空间。所以别人认为任正非很残忍，华为很残忍。

那么联想就非常仁慈吗？这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误判！由此我想到了对教员的误判。教员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处理他的战友和同事，他是在终结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延伸、扎根，但是他不被理解，他被描绘成暴君。

对收益的理解，实际上里边在很大一块程度是要讨论对既得利益的理解，对既得利益的约束。它表达的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程度。

我们今天谈到美国，（我说了没有，）美国人为了表达，比如说，为了表达产业工人的既得利益，那么他们形成了工会。他们维护了利益没有？维护了，表面上维护了，但本质上他们维护的那部分的既得利益，实际上伤害了美国自己在本土创造价值的能力，他们窒息了美国工业化的空间，这个维护是有意义的吗？当然是有害的。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控制既得利益的那一个边界——那一个正确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那就必然会出现历史的一种曲折。美国实际上正在经历这段历史的曲折。

因为美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它繁荣的时候，它的思想家倒伏了，他们不能进行深刻而正确的思考，甚至他们没有正确和足够的渠道来将他们的思考大声地说出来，有点像我，不能把它大声地说出来，以至于不能形成社会共识；以至于那些错误的既得利益的保障，导致了一个伟大国家走向衰落。

来源：勤思棠（依据卢麒元讲座整理，讲课时间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