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4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接见了弗拉基米尔·列宁全苏少先队代表团,该组织相当于苏联的童子军。少先队向哈里曼赠送了一份礼物:一枚手工雕刻的木制美国国徽,作为二战期间两个盟国合作的象征。7年来,这枚国徽一直放在大使官邸斯帕索之家(Spaso House)的书房里。然而,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份所谓的礼物实际上是个特洛伊木马,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精妙的窃听装置,只有美国情报部门最聪明的人才能最终找到并破解它的秘密。这就是“金唇”(The Thing,英文直译为“那件东西”,“金唇”为中文世界对此的专门译名。编者注)的故事,它是由一个意想不到的发明者创造的装置,开创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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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索之家”是一座位于莫斯科斯帕索佩斯科夫斯卡亚广场(Spasopeskovskaya Square)的大型新帝国风格豪宅,建于1913年,主人是俄罗斯纺织工业家尼古拉·沃托罗夫(Nikolay Vtorov)。1917年俄国革命后,这座豪宅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收,1933年,即苏联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那一年,这座豪宅成为美国大使的官邸。从一开始,人们就都知道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克格勃的前身)在各地都安插有特工,以至于到了20世纪50年代,斯帕索之家的访客会收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每个房间都受到克格勃的监控,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克格勃的雇员。我们认为花园也可能受到了监控。你的行李可能每天会被搜查两三次。不过从来没有东西被偷过,他们也很少打扰别人。”
尽管如此,哈里曼并没有想到要检查少先队赠送的礼物是否有监听装置。这更多是因为匆忙而非轻率大意。毕竟,当时正值战争,哈里曼没时间进行室内装饰,于是把国徽放到了一边。直到几个月后,一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才把国徽从储藏室里拿出来挂在了哈里曼的书房里。
“斯帕索之家”书房,墙壁上可以看到国徽木雕。© The Correspondent
1946年4月,当哈里曼的大使任期结束时,他发现国徽太大,无法装进他的行李,便决定将其留给继任者,后来成为CIA局长的陆军将军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因此,这个国徽在书房里挂了7年,仅在一次修复墙体边缘裂缝时被取下来过。
到20世纪50年代初,电子监控已经非常普及,时任大使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开始让“秘密技术监视对抗措施小组”(TSCM)定期对斯帕索之家进行搜查。作为搜查的一个环节,国徽曾两次接受无线电接收器和金属探测器的检查。
然而,这些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电线、电源、信号发射或隐藏的金属部件,只有几个金属螺丝。因此,国徽被宣布为安全,并重新挂在书房墙上。
---直到1951年,这枚国徽的秘密才最终被发现——尽管这完全是偶然。那一年,英国大使馆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在监听苏联空军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时,听到了凯南大使和英国海军武官之间的对话。
他惊慌失措,立即通知了美国大使馆的安全官员,后者叫来了两位反情报专家约翰·W·福特(John W. Ford)和约瑟夫·贝兹吉安(Joseph Bezjian)。
不幸的是,使用标准探测设备对大楼进行搜查一无所获,这让福特和贝兹吉安认为,苏联人已经拆除了他们的监听设备。然而,1952年底,驻扎在使馆办公楼的美国武官范·莱瑟姆(Van Lathan)少校在无线电中又听到了凯南大使的声音。另一场疯狂的搜查随之而来——再次一无所获。
福特和贝兹吉安怀疑苏联人在每次搜查时都会关闭监控设备,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1952年9月初,贝兹吉安搬进了斯帕索之家的客房,在那里住了几天,招待客人、打桥牌,假装普通客人的生活。最后在9月12日,他安排凯南大使在他的书房举行一次假听写会议。要听写的文件是一份旧的大使馆公报,里面满是无关紧要的非机密信息,对不知情的苏联特工来说,这些信息可能值得收集。
与此同时,大使馆人事官萨姆·詹尼(Sam Janey)将贝兹吉安的检测设备悄悄送到书房交给了他。一打开探测器,贝兹吉安就从耳机里清晰地听到了凯南大使的声音。窃听器——无论它在哪里——都在运行。大使继续口授时,贝兹吉安悄悄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用探测器探测每个角落。最后,他锁定了挂在大使办公桌上的国徽。
他从墙上把国徽取下,信号突然中断——但片刻后又恢复了。贝兹吉安把国徽放在扶手椅上,仔细扫描了一下,最终发现信号来自鹰头部位。
在扫描过程中,贝兹吉安不小心碰到了国徽,导致信号再次中断。由于担心他的搜查被苏联特工察觉,他迅速将这一发现告知了大使。然而,信号突然恢复,几分钟后又中断——这次是最后一次。贝兹吉安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神秘的大使馆窃听器,于是仔细检查了国徽,发现封条外缘有一条缝隙。
考虑到苏联人可能在封条内藏有某种反拆卸的爆炸装置,他拿一把石工锤,小心翼翼地撬开缝隙。封条干净利落地裂开了,没有爆炸。然而,贝兹吉安在封条内发现的东西将比任何炸弹都更具爆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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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背面的凹槽内藏有一个贝兹吉安从未见过的装置:一个直径20毫米、长17毫米的金属圆柱体,里面伸出一根23毫米长的金属天线。就是这样:没有电池、电线,也没有其他可识别的部件。
詹尼和贝兹吉安困惑不解,他们开始扒开挂国徽的墙壁,寻找监听设备的剩余部件。尽管工作到凌晨,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整个监听装置都在木质国徽内部。FBI、CIA、海军研究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的电子设备专家花了数周时间仔细分析,才弄清这个神奇装置的工作原理,而它的巧妙与复杂程度远超美国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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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的圆柱形铜体是空心的,内衬高度抛光的镀银层,形成一个精心调节的谐振腔。圆柱的一端是密封的,另一端覆盖着一层极薄的银膜,充当麦克风振膜。而在这个振膜下方几微米处是一个蘑菇形的金属柱,上面加工有小凹槽,以防止滞留的空气干扰设备的运行。
© Crypto Museum
声波通过鹰嘴下钻出的小孔进入密封件,导致振膜振动和变形,改变振膜与金属柱之间的距离,并改变整个装置的电容和传输频率。该设备没有内置电池,而是通过从街对面的建筑物或货车发射的外部800 MHz无线电波束供电。这束无线电使该装置产生共振,并传输其自身的1800 MHz信号,其幅度由麦克风振膜的振动调制,从而使苏联人能够捕捉到大使书房内最微弱的声音。由于该装置仅在被外部无线电“照射”时才会传输信号,因此苏联人可以随时关闭它,使其几乎无法用标准的无线电检测设备发现。其铜和银的材质也使其在常规金属探测器下无法被发现。鉴于该装置巧夺天工的设计,它出自俄罗斯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列夫·特尔门(Lev Termen)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尔门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列昂·特雷门(Leon Theremin)。
上世纪20年代,列昂·特雷门(1896-1993)在美国纽约演奏他的特雷门琴(Thereminvox)。© Moog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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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特雷门是物理学和工程学天才。17岁之前,他就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制造了各种先进的电气和科学设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期间,特雷明曾短暂担任陆军工程师。1919年,特雷门在圣彼得堡(当时的彼得格勒)的物理技术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著名俄国物理学家阿布拉姆·约费(Abram Ioffe)手下工作。
20世纪30年代,特雷门设计的“光学音乐”装置,可以检测手部动作并将其转化为声波和彩色波。© Herbert/Getty Images
在此期间,特雷门研发了一种用于测量空气介电性质的射频装置,约费鼓励他将其开发成电子近距离探测器和防盗报警器,称为“无线电看门人”。1920年,在试验该设备时,特雷门发现,当他用手在天线周围移动时,无线电信号的频率会发生变化。这一发现促成了特雷门最著名的发明:无需触摸即可演奏、声音怪异的电子乐器——特雷门琴(Thereminvox)。
同年11月,特雷门首次公开演奏该乐器,不久后便开始在欧洲巡演。1928年,他移居美国,开始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合作完善和推广特雷门琴。虽然这种新奇的乐器风靡全球,影响了各种实验音乐,并产生了一些像立陶宛音乐家克拉拉·洛克摩尔(Clara Rockmore)这样的大师级演奏家,但特雷门的个人生活却不那么成功。
1930年,音乐家亚历山德拉·斯特潘诺夫(Alexandra Stepanoff)在NBC电台演奏特雷门琴。© Wikimedia Commons
他的妻子卡蒂亚(Katia)开始在纽约市外的一所学校学习医学,这使得他们夫妻俩很少见面。后来,当卡蒂亚与一个法西斯组织有联系时,苏联领事馆强迫特雷门与她离婚,以避免政治上的尴尬。特雷门最终与非裔美国芭蕾舞演员拉维尼亚·威廉姆斯结婚,导致他被排除在纽约社交圈之外。
1938年,特雷门突然返回苏联。虽然他的妻子声称他被绑架了,但实际上特雷门是为了逃离他在美国的财务和税务问题。
可是一到苏联,他就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并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Butyrka prison)。随后,他被送往俄罗斯东部臭名昭著的科雷马(Kolyma)金矿工作,最后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系统内的秘密技术实验室。
他与许多其他失去政治支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有着相同的命运,其中包括著名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后来成为苏联太空计划设计师的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
“暴风雪”激光麦克风监控示意图。名为激光,实际上是使用低功率红外光束。© Information Security Stack Exchange
在监狱服刑期间,特雷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发了许多监控设备,包括一种名为“暴风雪”(Buran)的激光麦克风的前身。它使用低功率红外光束来测量玻璃窗的振动,从而可以监听到另一侧的对话。他还开发了内振器——一种后来用于国徽窃听器的被动式无线电麦克风。
1947年,特雷门从监狱获释,并因其技术贡献而获得斯大林奖。同年,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玛丽亚·古斯奇娜(Maria Guschina)并与之结婚。
尽管被监禁,特雷门仍继续为克格勃开发设备,直到1966年。
1956年,作为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他获得了政治平反。1964年,特雷门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音乐教授,但当管理部门发现他与电子音乐的关系时,他被开除了。助理院长宣布:
“电对音乐没有好处;电应该用来电刑。”
晚年的特雷门在他的实验室。© Russia Beyond
左起:特雷门,音乐家克拉拉·洛克摩尔(特雷门琴演奏家)、特雷门女儿娜塔莉亚和孙女奥尔加,纽约,1991年。© Russia Beyond
尽管如此,特雷门继续实验并演奏他的电子音乐,并于1970年成为莫斯科国立大学声学系的物理学教授。他于1993年去世,享年97岁。至于大国徽窃听器,它一直是政府严密保守的秘密,直到1960年5月,它的存在才最终被公之于众。同年5月1日,一架美国洛克希德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上尉被捕。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国际丑闻,破坏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与裁军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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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5月2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美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拿出了国徽窃听器,作为超级大国之间相互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我手中的这件美国国徽木雕,是俄国人送给美国驻苏联大使的礼物,挂在他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里面有一个电子监控设备,可以让拥有某种技术设备的外部人员听到屋内发生的一切。它是最直接、真实的证据,表明苏联间谍活动的有效性和颠覆性。”
国徽窃听器的发现,促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发了自己的谐振腔麦克风,代号为“安乐椅项目”(Project Easy Chair),该项目从1954年持续到1967年。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发了类似的技术,包括英国和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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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昂·特雷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际间谍活动的狭窄领域。无源被动谐振器重新传输外部无线电信号的概念,是当今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基础——用于防盗标签、身份证,以及我们每天常用的数百种其他设备。
彩蛋:
特雷门在其“特雷门琴”的基础上,后续还研发了多种电子乐器,比如Rhythmicon,Terpsitone等。Rhythmicon是特雷门为美国先锋派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亨利·考威尔(Henry Cowell)设计的多种模式节奏器。特雷门于1931年完成的这项发明可以产生多达16种不同的节奏。Rhythmicon自问世以来,坊间流传着各种传奇,据说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专辑《原子心之母》(Atom Heart Mother)中也使用Rhythmicon即兴演奏过。Rhythmicon从未大规模量产过。只生产了三台。其中一台已经遗失——它要么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看门人扔进了垃圾桶,要么被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工作人员处理掉了。另一台最后一次出现在史密森尼学会的仓库里。至于第三台 Rhythmicon,它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用废旧特雷门琴零件改装的俄罗斯型号,保管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特雷门琴中心。
© Red Bull Music Academy Daily
艺术家、策展人和乐器收藏家安德烈·斯米尔诺夫(Andrey Smirnov)于2004年得到了这款小型DIY版Rhythmicon,并对其进行了翻新。下面是安德烈·斯米尔诺夫用Rhythmicon演奏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