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势力有一个极为长远的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
这个系统是以封建专制的模式被中央银行家们所控制,它们通过频繁的会议所达成的秘密协议来进行协调。
这个系统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是一家私有的银行,而控制它的中央银行们本身也同样是私有公司。
每个中央银行都致力于通过控制财政贷款、操纵外汇交易、影响国家经济活动水平、在商业领域对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报等方式来控制各自的政府。
壹
1944年的夏天,当战火依旧弥漫在欧亚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英美联军刚刚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世界似乎看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处宁静之地——布雷顿森林,商议着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这片山林间的会议,却悄然孕育着一场更为深远的变革。
国际银行家们早已在此前布局,他们通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和美国外交协会这两个核心机构,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球的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网逐渐扩展,衍生出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这两个更为隐秘的组织。前者掌控着全球经济的大政方针,后者则负责政治领域的主导权。这些机构的目标异常明确:建立一个由极少数英美精英统治的世界政府,并最终实现全球货币的统一发行体系。
这些精英分子认为,唯有剥夺各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内政决策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他们构想中的“新世界秩序”,不仅仅是货币的统一,还包括对全球公民征收所谓的“世界税”。在这样的体系下,国家的主权将被架空,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而这一切的实现,依赖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无现金社会、电子货币、国际统一的射频卡身份证,乃至人体内植入的身份认证芯片,这些技术将成为控制现代人的利器。
国际银行家们声称,他们的计划并非传统的“阴谋”,而是一种“阳谋”——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只是由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士组成的社交圈子。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松散的联盟,却在无声无息中影响着世界的走向。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精英们的“理想”往往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现金从社会中彻底消失,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瞬间失去对自己财富的控制权。对于那些珍视自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
然而,在这些精英看来,这恰恰是“新世界秩序”的最高境界。他们坚信,只有通过高度集中的管理和控制,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这样的理想,终究是建立在无数普通人的痛苦之上的。在布雷顿森林的密林深处,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而未来,依旧充满了未知和变数。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片广袤土地上,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的名字如同一块古老的石碑,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豪斯上校,这个被赋予上校称谓的人,并非因军事功勋,而是因为他在德克萨斯州地方选举中的卓越贡献。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父亲托马斯曾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欧洲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的早年教育是在英国完成的,这让他与英国的银行圈子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也塑造了他对英国深厚的情感联系。
1912年,豪斯上校匿名发表了小说《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 Dru: Administrator)。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更因其对未来美国政策的精准“预测”而被后世史学家视为经典。书中描绘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他掌握了美国两党的权力,成立了中央银行,实施了联邦累进收入所得税,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建立了社会安全体系,并组成了国际联盟。豪斯笔下的这些设想,与后来美国的发展历程惊人地契合,其“预见力”甚至被比作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豪斯上校的书一经出版,便在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书中对未来的构想与国际银行家们的期望高度一致,豪斯也因此成为了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1912年总统大选前夕,豪斯被民主党大佬们邀请“面试”候选人之一的伍德罗·威尔逊。两人一见如故,威尔逊后来形容豪斯为“我的第二秉性”,并表示豪斯的想法与自己难以区分。豪斯在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沟通与协调角色,确保了民主党在大选中的胜利。
当选总统后,威尔逊在百慕大度假期间,仔细阅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从1913年到1914年,威尔逊的政策和立法几乎完全复制了豪斯小说中的设想。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豪斯上校的一个重要目标得以实现。华尔街的银行家谢夫在给豪斯的信中写道:“我想对你在这次货币法案通过过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贡献道一声感谢。”
豪斯上校并未止步于此。随着美国中央银行的建立,他将目光投向了国际事务。豪斯在欧美两地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许多金融机构和银行家保持着密切联系。1917年,威尔逊委托豪斯组织了一个名为“调查”(The Inquiry)的班子,负责未来和平协议的制定。1919年5月30日,爱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整合英美两国精英的力量。随后,豪斯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并于1921年7月21日将其改组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这个组织吸引了众多政界和银行界的精英加入,旨在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格局。
豪斯上校的这些努力,不仅塑造了美国的内政,更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一生,仿佛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实践。
贰
1971年的路易斯安那州,约翰·罗瑞克(John Rarick)这位众议员的话语犹如一阵冷风吹过美国的政治丛林。他说:“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应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那些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却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
外交协会,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一股几乎掌控美国政治命脉的力量。自1921年成立以来,它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树,枝桠伸展至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其会员,两党轮番执政,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正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关键职位。从财政部长到国家安全顾问,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再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职位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外交协会内部选拔产生。
这股力量不仅仅存在于表面,它更像是一张无形的网,覆盖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外交协会的成员多达三千六百人,他们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这些人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上,外交协会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1987年的一份外交协会报告显示,有262名记者和传媒专家是其会员。这些人不仅仅是“解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制定”这些政策。无论是CBS、ABC、NBC这样的大型电视网络,还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大报,抑或是《时代》、《财富》、《生活》等主流杂志,甚至是迈克米兰、蓝德、西蒙舒斯特等出版巨头,都在外交协会成员的掌控之下。
美国参议员威廉·金纳(William Jenner)曾经感叹:“今天在美国通向独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国会、总统和人民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个宪法之下的政府,但在我们政府和政治系统之中,还有一种权力,它代表着‘精英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过时了,时间在他们一边。”
在这个看似民主自由的国度里,真正的决定权并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一个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外交协会,这个神秘而又强大的组织,如同一座隐秘的山峰,屹立在美国政治的最高峰,俯瞰着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
叁
同样,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国际清算银行,这座矗立在历史洪流中的古老建筑,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守望着时代的变迁。它自1930年诞生起,便刻意保持着一种近乎于隐秘的存在,仿佛是怕惊扰了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秘密。它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银行组织,却鲜少成为公众话题,甚至在学术界的探讨中也显得颇为稀薄。
除了每年8月和10月,其余时间,一群身着得体、身份神秘的人士会悄然降临瑞士巴塞尔,入住尤拉宾馆。他们参与的会议,虽然定期举行,却是世间最为秘密、最为低调的聚会之一。这十几位尊贵的客人,各自拥有一间办公室,配有直通本国的秘密专线电话。为了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一支超过三百人的专业团队,从司机、厨师、警卫到信差、翻译、速记员乃至研究人员,一应俱全,随时待命。此外,他们还享受着超凡的设施,包括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全封闭的乡村俱乐部、网球场和游泳池等。
加入这个超级俱乐部的标准极为严苛,唯有那些能够左右各国每日利率、信贷规模及货币供应量的中央银行家才具备资格。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便是这个小圈子中的常客。国际清算银行坐拥四十亿美元的现金、各国政府债券以及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十分之一的黄金储备,其黄金持有量仅次于美国国库。单凭黄金租赁带来的收益,就足以覆盖银行的所有开支。每月一次的秘密会议,其核心任务在于协调并控制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货币政策。
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不仅外观宏伟,内部结构亦是坚固异常。其地下建筑可抵御核攻击,配备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和多重防火系统,确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自给自足,无需外界救援。顶层的奢华餐厅,只为参加“巴塞尔周末”的少数贵宾开放,透过餐厅的落地窗,德国、法国与瑞士三国的秀丽风光一览无遗。
在这座建筑的心脏——计算机中心,所有设备均通过专线与各国中央银行相连,全球金融市场的数据实时更新,展示在大厅的屏幕上。18名交易员昼夜不停地操作着欧洲货币市场的短期贷款交易,而另一层楼的黄金交易员,则通过电话频繁处理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类交易中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因为所有贷款和黄金交易均有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担保,且银行在每笔交易中收取不菲的手续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各国中央银行愿意将这些看似简单的业务委托给国际清算银行,并允许其赚取如此丰厚的中介费用?
这一切或许要追溯到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之初,当时正值世界大萧条最为严峻之时,一群国际银行家怀揣着创建一个超越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体系的梦想,即一个“中央银行的银行”。根据1930年的海牙协议,国际清算银行得以独立于各国政府之外运作,无论战争或和平,均不受各国税收的约束。它只接收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次交易征收高额费用。在那段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欧洲多国的中央银行选择将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于此,国际间的支付与战争赔款也由此行来完成结算。
这一切的背后,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他曾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及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密谋策划1929年的股市崩盘。沙赫特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使各国中央银行家能够在其中进行难以追踪的秘密资金转移。事实上,在二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利用这一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意图延长战争的时间。
当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的消息传遍世界时,国际间的贸易与金融活动似乎并未因此停滞。相反,一股暗流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美国的战略物资,披上了中立国的外衣,悄然流入了法西斯西班牙,再从那里辗转至德国。这些交易背后的金融结算,不少都通过了国际清算银行的手笔。
更为离奇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竟然包含了来自敌对国家的银行家。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与纳粹德国I.G.Farben公司的赫曼·施密茨,以及德国的银行家们,如冯·克特·施罗德男爵、沃塞·方克和埃米尔·普尔,共同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后者两人更是得到了希特勒的直接提名,成为了银行的核心成员。这样的局面,无疑让人感到一丝诡异的气氛。
随着德军的脚步踏入奥地利,维也纳的黄金被无情地掠夺,连同后续在捷克以及其他被征服的欧洲土地上搜刮来的财富,都被秘密地运送至国际清算银行的安全金库内。纳粹德国的董事们在会议上对这一敏感话题闭口不谈,仿佛试图将这段历史抹去。特别是捷克的黄金,在德国占领前已转移至英格兰银行,但德国占领军强迫捷克央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回这笔财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笔黄金随后被用于购买大量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物资。
当一位英国记者揭露了这一系列事件,舆论哗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亲自致电询问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后者却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应。直至首相张伯伦被质询时,他断然否认,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而,张伯伦不仅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与纳粹德国的I.G.Farben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无疑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许多人疑惑,为何瑞士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仍能保持所谓的“中立”?而同样是小国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等国却未能幸免于难。答案或许就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秘密之中,它坐落在瑞士境内,其一部分职能便是协助美英两国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资金,以延长战争的时间。
1944年7月20日,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关于是否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程。起初,凯恩斯与怀特基于该银行在战争中的不当行为,主张应当予以废止。但不久后,凯恩斯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对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陈述,透露出对国际清算银行存续的渴望,直至深夜,他亲自起草了一份请求信,希望银行能继续运营。
次日,美国代表团出乎意料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得知此消息的麦奇立克迅速行动,向摩根索和英国财政大臣发出信件,强调银行在未来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坚持,银行的账目不应对外公开。事实上,从1930年至那时的七十六年间,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始终未曾向任何政府揭开过面纱。
尽管麦奇立克在战争中的行为引发诸多争议,他依然受到了国际银行家们的青睐,甚至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至于国际清算银行,它并未如决议所示走向终结,反而在战后的世界中扮演着更加神秘的角色。它由一个被称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位中央银行家掌控,成员包括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代表,而法国银行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则被排除在外。这个核心圈子里的故事,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留给后人无数遐想的空间。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来源:凡凡道山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