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新疆

1、三个问题

新疆同治暴乱的历史很烧脑。一是人名，他们的名字不像赵钱孙李那么简单明了，一个名字一大串，记不住，写着也费劲，总要一遍一遍解释，这个人就是前面干过什么的某某某。二是官名，低级别的好办，都是小人物，一笔而过。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他们是干什么的？有区别吗？谁领导谁？三是疑惑，为什么场面上的人物，抵抗的，死难的，多数都是满蒙官兵？

清朝在新疆和蒙藏地区，采取和内地郡县制区域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治理方式，分区治理，因地制宜，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有制度和规律可循。就好比，人家当初端上桌子的时候，四个碟子八个碗，鱼是鱼，肉是肉，有规有矩，清晰明了。是新疆历史不愿意说清楚，把碗和盘子倒在一起搅和，搅成一锅烩菜。

行政建置是一项复杂而且敏感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政治考量和利益平衡，不是设个衙门、派个官员就能完成的事。在民族和藩属地区“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从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西藏才算结束，经历了漫长的三百多年时间。把清朝在新疆的行政管理系统真实还原出来，你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疆历史。

在内地省区，清朝完整继承了明朝已经成熟的郡县制，只是强化了总督和巡抚制度。总督是区域大员，号称封疆大吏，管一到两三个省。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布政使是省级行政总管，相当于省长。按察使是省级纪检司法工商税务等等总管，不太好描述，总之是和省长平级的省级大员。再往下，道员、府尹、知县，这个体系很清晰。

打破行政官阶的情况不多。比如“钦差大臣”，皇帝专门交办某项事务，不论品级，在事权范围内有最大权力。再比如“领兵部尚书衔”，等同于国防部部长的级别，这种情况在军队中比较常见，实职可能是地方军事大员，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或者更高。总而言之，清朝在内地省区的行政体系很完善，有成形的制度，有固定的模式。

新疆行政认知混乱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伊犁将军的职责和权限。第二个，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真实身份、所在地区和职务权力。第三个，甘肃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历史和管辖范围。

把这三个问题理清楚，清朝在新疆的行政治理模式和各级官员职权，便一目了然。而且会进一步明白，新疆同治暴乱，为什么南疆全面沦陷，而北疆地区能持续抵抗十年，一直坚持到左宗棠进疆？为什么抵抗和死难官员多数是满人和蒙古人？为什么南疆暴乱留给阿古柏那么大的政治空间？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会颠覆很多人对新疆历史的认知。我们讲述大众历史，并非争夺主流历史话语权，只是还原一些真相。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踩出来的脚印，我们把被人掩藏掉的脚印用手刨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新疆的过去是这样的！

二、伊犁将军

在新疆近代史上，“伊犁将军”是一个被极力夸大的职位，一直被描述为清朝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很多历史点到这里就被卡住了，如果伊犁将军是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领导人，为什么新疆建省后仍然要保留伊犁将军这个职位？

“伊犁将军”全称“总理伊犁等处将军”，这个“等处”，没有明确事权范围，大或者小，在不同阶段因事而定。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正式的职务名称是“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回疆指的是那时候的南疆。相对于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职权范围非常明确，是清朝在南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

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伊犁将军没有地方行政管理职能。同比于今天，伊犁将军更像一个战区指挥机构，直属部队只有清朝驻扎在南北疆的八旗军，还不包括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的八旗军由乌鲁木齐都统节制，新疆全境的清朝绿营军由陕甘总督节制。这一制度从乾隆持续到清末，从来没有过例外。

在战争、民变和暴乱时期，伊犁将军通常都是新疆的最高军事统帅，经朝廷授权后，伊犁将军节制所有参战部队。包括在新疆的绿营军，包括从内地派往新疆的援军。

伊犁将军对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有名义上的节制权，但清政府派往新疆的参赞大臣、各地办事大臣，都有“专折奏事权”，直接对中央负责。所谓节制权只是一种形式，有节而无制，只有在战争和动乱时期，伊犁将军的节制权才能体现出来。

伊犁将军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很清楚，只负责带兵打战，历来不过问地方行政事务。他们有政治规矩，而我们不守历史规矩，因为某些目的，无中生有，强牵附会，把各种职能都强加到伊犁将军头上。

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第二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清廷，要求向伊犁派驻地方事务官员。“现在伊犁挈眷官兵跟役，与商、民杂处，必有词讼交涉事件。请于兵丁全到之后，设立理事同知一员”。清政府照准，甘肃布政司向伊犁派驻“理事同知”，驻惠远城，称“伊犁直隶厅”，专管“旗下事务”。伊犁直隶厅的上级主管部门，是甘肃布政使。

清政府曾在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主管乌鲁木齐及周边地方事务。甘肃行政西移后，在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乌鲁木齐行政管辖归于甘肃，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已经没有存在意义，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裁撤，改置“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都统是乌鲁木齐以及西三县（含昌吉）、东三县、吐鲁番、哈密的八旗军统领，设置谕旨中明确“受伊犁将军节制”。随着乌鲁木齐行政中心地位不断提升，乌鲁木齐都统的职权和官阶也不断提高，至道光年间，已经升格为二品或从二品大员，与伊犁将军平级，所谓节制也流于形式。比如，同治新疆暴乱在库车爆发，乌鲁木齐都统平瑞直接向库车派兵，并不请示伊犁将军常清的意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安西提督移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提督”。第二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清廷，将巴里坤提督移驻乌鲁木齐，“巴里坤提督”这个职务名称一直保留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更名“乌鲁木齐提督”。光绪十一年（1885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更名“喀什噶尔提督”。以上不同时期、不同驻地、不同名称的提督，被后来的历史统称为“新疆提督”，是驻防在新疆各地的绿营军最高统率，受陕甘总督节制。

乌鲁木齐提督与乌鲁木齐都统平级，但就区域而言的职权范围，要大于乌鲁木齐都统。根据清朝例制，布署在南疆军府区的绿营军仍然受乌鲁木齐提督节制，乌鲁木齐提督受陕甘总督节制。八旗军和绿营军相互牵制，是清朝在全国的置军惯例。

三、参赞大臣

参赞大臣设立初期，是一个临时性职务，最早出现在平准战争。《清朝通典》载，“国家凡有征讨之事，特命大将军经略，辅以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早期的参赞大臣是军事职务，一般为领军副统率。战争结束后留在地方负责处理善后工作，逐渐转变为中央特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员。

参赞大臣地位很高，在新疆担任过参赞大臣的官员，很多是战功赫赫的满清名将。比如，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前后两任主帅分别为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定边将军兆惠，参赞大臣有哈宁阿、三泰、额敏和卓。三泰在叶尔羌战死于黑水营，阿里衮、爱隆额、福䘵、舒赫德补授参赞大臣。明瑞和阿桂抵达前线增援，补授参赞大臣。

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后，留在南疆负责地方工作的军事将领改任“办事大臣”。其中，舒赫德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桂任阿克苏办事大臣，阿里衮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他们都是清朝中前期声名卓著的一代名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政府在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焉耆）设办事大臣，称南疆八城。办事大臣从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选派，每个办事大臣只负责管理一个地方，称“一城一地管事权”。

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大臣”，驻地喀什，又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管南疆地区军政事务，南疆的八个办事大臣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在后面两年，参照南疆行政模式，在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因为事权与甘肃冲突，后改置“乌鲁木齐都统”。在塔城设“参赞大臣”，负责塔尔巴哈台全境的地方行政事务，一直存续到新疆建省。

叶尔羌办事大臣曾短暂升格为参赞大臣，后撤销，恢复办事大臣旧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曾经搬迁到乌什，改官称为“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后迁回喀什，恢复旧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和吐鲁番实行郡王制，类似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为了对口这两个地区的行政事务，哈密玉素甫郡王家族、吐鲁番额敏郡王家族兼参赞大臣一职，到同治暴乱后为止。

四、办事大臣

参赞大臣是固定职务，参赞大臣节制下的办事大臣却是临时职务。办事大臣属清朝中央政府特派员性质。

郡县制以外的新疆地方官员，来路一般有三种：

一，抽调轮岗。从各部、各省、副都统、总兵等省部级官员中抽调，轮换上岗，任期三年。军机处于每年十月开列名单，提交皇帝选派，轮岗官员以满人为主。

二，革职遣犯。一些犯了错误的官员，犯罪而罪不至死官员，发配到新疆戴罪立功。如两广总督林则徐、吏部尚书永贵、山东巡抚同兴、黑龙江将军静斌，都是因罪下放到新疆的官员。

三，皇室近亲。清政府鼓励三等以上侍卫到新疆担任地方官，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弥补了新疆官缺。清朝皇室的近身侍卫从皇室近亲中选拔，同治暴乱时期，很多和皇室沾亲带故的满清子弟死难于新疆，这种情况在封建王朝时代独一无二。

办事大臣名义上接受参赞大臣、伊犁将军节制，但他们是各部和各省抽调过来的临时工，很多人官衔和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平级，有人甚至略高。还有一些人，来新疆以前，就在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上级部门任职。如乾隆年间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来以前是工部右侍郎、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文武官衔都是正二品。再如乾隆年间，高朴以兵部从二品侍郎调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他的顶头上司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雅德，只是刑部侍郎出身的三品官员。

为疏通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清政府规定，派驻新疆的办事大臣，任期内取消官衔品级，返回原职后再行恢复。话这么说，每个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驻疆办事大臣不但有“专折奏事权”，军机处还设有专门的办事大臣事务处理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办事大臣、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的上下级关系有名无实，各自管好一亩三分地。只有在战争、民变、叛乱时期，才会形成自上而下的节制关系。

办事大臣制度，是清政府在南疆地区采取的特殊行政管理举措。办事大臣，是清政府派驻在南疆八地区的中央特派员，他们不是地方官，不是今天的地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他们在南疆任职，只负责一城一地，返回原职个个都是省部级干部。

道光年间，那彦成从直隶总督位置上调往喀什，出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相当于，今天北京、河北、天津三个省区的党委一把手，调往新疆担任半个省的书记。玉麟从兵部尚书调任伊犁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部长调任战区司令员，但伊犁将军权力范围远不如今天一个战区。

清朝在新疆和蒙藏地区的官员派遣，真正树立了“职务能高能低，干部能上能下”的优良风气。这样的体制性道德，今天的政府做不到，今天的干部们也不可能想通。但他们一直在嘲笑那些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笑话他们愚昧、可笑、落后。

五、领队大臣

最早提出新疆建省的人，既不是龚自珍，也不是左宗棠和刘锦棠，是满清皇帝乾隆。

乾隆二十四年（1859年）七月，清朝收复新疆全境，乾隆要求剥离陕甘总督管辖范围，专设“甘肃总督”一职，管辖包括“西陲”在内之“甘肃”，在新疆实行督抚制，建置行省。当时的陕甘总督舒赫德拟定新疆建省方案，“请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各设总兵一员、兵备道一员，其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及佐杂、千把总等员弁，均按南北两路情形添设”。其中所说的“兵备道、同知、通判、都司”都是地方事务官员，方案被否决。

军机处认为，“伊犁至叶尔奇木(叶尔羌)等处添设镇道文武员弁各事宜，与回地体制俱未相宜”。最终，在北疆实行郡县制，归甘肃。南疆和伊塔地区实行军府管理下的羁縻制度，军政事务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负责，地方事务由当地少数民族伯克、札萨克管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甘肃行政西移，安西（瓜州）、靖逆（玉门）绿营军移驻巴里坤，安西道移驻巴里坤。到同治暴乱前，甘肃在北疆地区的郡县建置基本完成。

“领队大臣”是清朝在新疆郡县制地区、蒙藏地区设立的八旗军统领职务。

从康熙平定第一次准噶尔叛乱开始，清政府从北京到新疆形成两条战略布防线，也是通常的进疆路线。从北京到河南、到陕西、甘肃，经哈密、巴里坤，进入新疆的路线，称西路。从北京到张家口，进入蒙古地区，在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经塔尔巴哈台，到伊犁的路线，称北路。在西路沿线，巴里坤、古城子（奇台）、乌鲁木齐是布防重点；在北路沿线，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是布防重点。

甘肃行政西移的同时，清政府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奇台）、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乌苏）设领队大臣，统领当地防务，兼领本地八旗军务，归乌鲁木齐都统节制。领队大臣是满人对新疆和蒙藏地区实行网络化统治的手段之一，以保证八旗军系统始终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最高层。

领队大臣纯属军职，是固定职务，没有地方行政职能，官阶相对较低，通常为三到四品，没有专折奏事权。同治暴乱后，盛京兵部侍郎讷尔济从东北调任巴里坤领队大臣，属高职低就，不但能专折奏事，而且有钦差大臣性质。讷尔济不经军机处同意，就给民团首领张和封了一个五品官衔，那时候的五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讷尔济的官阶之高可想而知。

六、甘肃和新疆

“新疆”在早期并不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专用名称，清政府把收复领土和废除土司制度以后改土归流的土地，交给当地省级行政区管理，这些地方也叫“新疆”。比如，台湾建省以前，归福建省管辖，称“福建新疆”；越南北部地区曾经由广西管辖，称“广西新疆”；德宏州划归云南初期，称“云南新疆”。

新疆建省以前，北疆地区只要出现道、州、县、厅这样的行政机构，这些地方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疆，是甘肃的行政辖区，包括乌鲁木齐。州府衙门设在乌鲁木齐的“迪化直隶州”，是甘肃布政使治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道府衙门设在乌鲁木齐的“镇迪道”，是甘肃按察使派驻的地方事务机构。

“道”和“厅”，是很多人对明清行政体制最模糊的两个概念。明清时期的“道”，不同于日韩今天的道；清朝时候的“厅”，也不同我国今天的厅。

“道”分两种，“分守道”和“分巡道”。

“分守道”是地方行政机构，可以理解成为今天的地区行署，但设分守道的地方通常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是哪个地方都要设“分守道”。道的管理范围和职务权力比今天的地区行署要大。分守道的上级主管部门，是省级布政使。

“分巡道”是事务管理机构，如粮储、河道、盐业、提学、驿传、兵备等，可以理解成为今天的市场监管局、粮食储备局、铁路公司、海关等事务性机构。其中，兵备道是分巡道的一种，负责军备、屯田、后勤等事务，服务于军事，但没有直属部队，类似于今天的武装部，却又是一个跨区域机构，事务覆盖范围相当于或略低于今天的一个省级军区。“分巡道”仍然是地方机构，归省级按察使管辖。

并非全国各地都有“道”。一个地方很重要，需要统筹协调行政事务；或者省级行政区域太大，需要划片区管理；在类似情况下，才会设“分守道”。“分巡道”也一样，河运密集的地方设河道，盐务开采的地方设盐道，经常打战的地方设兵备道。哪种情况都没有，这个地方就不设道。清朝光绪年间，全国设分守道20人，设分巡道72人，设直隶海关道1人。

清朝在新疆没有“分守道”，只有镇迪道和阿克苏道两个“分巡道”，归甘肃按察使管辖，是清政府在新疆对口地方事务的一种措施。如阿克苏，是回疆事务区，也是军府管理区，和甘肃没有任何行政关系。道是地方事务机构，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就不可能是参赞大臣或伊犁将军等军务机构，只能归口于甘肃按察使，和镇迪道形成一个服务于南疆的军事后勤系统。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新疆设置七个地区，统称为道，称“新疆七道”，属于地区级行政机构，和清朝的道不是同一个概念。

“厅”是一个行政建制不完整的“县”。“厅”一般设置在郡县建立前期，类似于今天的临时机构或筹备组织。比如，县委和县政府还没有成立，先把公安局、法院、税务局设立起来，这样的地方称“厅”。厅通常是一个筹备中的县级行政区，人员不到位，编制不完整，地界也不明确，先设立事务办理机构，再逐步完善。

清朝在新疆、蒙古、青藏、云贵等地区推行郡县制，普遍采用“先厅后县”的方式过渡，先收回地方自治权，派驻事务官员，再逐步完善，完成建置。所以，清朝时期的厅只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地郡县地区不会出现厅级行政机构。又因为郡县建置需要调配大量地方官员，厅在设立初期多数为“直隶厅”，由省级布政使直接管辖，置县后完成移交地方州府。

一些始终不具备置县条件的地方，厅会作为固定机构会长期存在，称为“散厅”，如库尔喀喇乌苏厅，一直保留到新疆建省。清朝在郡县设置过程中，也会出现行政倒退情况，如巴里坤，从“镇西府”降为“宜禾县”，最后降格成为甘肃布政使治下的“镇西直隶厅”。

即至新疆同治年间，甘肃在北疆地区的行政建置情况为：

地区级行政机构：迪化直隶州（乌鲁木齐）。

地区级事务机构：镇迪道、阿克苏道。

县级行政区：绥来县（玛纳斯、呼图壁）、昌吉县、阜康县、吉木萨县（旧称）、奇台县（辖木垒）。

县级事务区：伊犁直隶厅（惠远）、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乌苏）、辟展直隶厅（鄯善）、镇西直隶厅（巴里坤）、哈密直隶厅。

七、分治结果

了解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分治模式后，再看新疆同治暴乱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结果：

中央直属的军府地区——

南疆全面沦陷，满人官兵全部死难，无一人存活。

伊塔地区全面沦陷，绝大多数满人官兵死难，有个别存活。如卫拉特领队大臣荣全，外出向沙俄借兵，得以存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负责城外防守，率五十人逃脱存活。

喀什绿营军（汉军）投降，伊犁锡伯营投降，伊犁索伦营弃城。满族官兵无一人投降。

甘肃管辖的郡县地区——

乌鲁木齐迪化、巩宁两城沦陷，古城子沦陷，满人官兵多数死难，有少部分存活。

其它地区全部为半沦陷状态，尤其农村地区，长期在汉民和团民的控制中。

巩宁城和古城子沦陷后，有部分满人官兵能存活下来，主要原因，是郡县以后汉族居民大量进入北疆农耕，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有满人官兵突围逃生的空间。不像南疆和伊犁，天罗地网，逃无可逃。

郡县区官员全部出逃，组织长期抵抗。在整个甘肃管辖区，既没有汉人官民自杀殉难，也没有汉人官民变节投降。

分治区别——

军府地区沦陷后，清政府对南疆和伊塔的统治全部丧失。一直到清军收复新疆，军府区再没有出现过抵抗武装和抵抗组织，一片死寂。

郡县地区则处于半沦陷状态，一直到左宗棠大军进疆，北疆郡县地区没有一个地方被暴匪完全占领过。在北疆郡县区，民团组织纷纷涌现，建立敌后抗战根据地，展开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左宗棠平叛大军入疆。以后期形势，即使清朝不派左宗棠大军进疆，民团组织和巴里坤清军迟早也会收复精河以西的北疆地区。

刘锦棠率军抵达巴里坤，满族将军荣全和金顺前往东三县接应，说明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巴里坤的北疆通道一直没有断绝。平叛大军迅速荡平北疆暴匪，一举解放乌鲁木齐，有汉族民团、卫拉特蒙古、巴里坤清军十年奋战打下的基础。

历史的功劳只能记在少数几个英雄人物的名下，他们是时代标记。但北疆军民十年浴血奋战，这样的真相也应该被人知道，他们一直存在，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前提是，北疆实行郡县制以后，汉族人口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百年，有战略纵深，有群众基础，有坚持抗战的条件。

今天的新疆，是一个高度完整的省级自治区。而百年前的新疆，是两三个以上行政单元。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藏不住的真相。把这些历史剥离出来，再看同治暴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疆军府区沦陷了，新疆郡县区还在。传统意义上的新疆沦陷了，传统意义上的甘肃还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传承，在新疆从来没有消失过！

八、历史的背面

从乾隆收复新疆算起，到辛亥革命，甘肃对新疆有一百三十年的行政管辖史。到现在，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的郡县建置已经三百多年。这样的历史，今天没人知道，说起古代史，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和一千多年前的玄奘；再说急了，就说我们曾经是他们舅舅。说到近代史，就是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张格尔、阿古柏，然后，左宗棠收复新疆。接下来又是一段空白，杨增新和金树仁直接跳过去，出现一个坏人盛世才。再然后就解放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新疆生活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历史，一定都了解当下。这是一个必须用双手死死摁住的地方，一刻都不能松手。很少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一样，上面领导一调整，底层百姓诚惶诚恐，生怕性格软弱，生怕政策反复。今天尚且如此，从左宗棠收复新疆，到杨增新当政，改朝换代的背后，是漫长的三十年时间，新疆是怎么过来的？

现在的新疆政策，和清朝晚期大同小异（注：原文为并无两样，本站感觉表述略有不妥，故改）。现在叫援疆资金，那时候叫协饷，是制度化财政援助，给的比现在多。现在叫援疆干部，那时候叫办事大臣，级别比今天高，工作时间恰好也是三年。现在叫全民教育，那时候没有这么好听的名目，强制推行汉化教育，孩子不上学，大人是要坐牢的。

我们讲中华民族共同一体，却要把中央政府在新疆一百多年的郡县史抽取掉，却要把汉民族在新疆三百多年的生活史抹杀掉。关于郡县和伊犁将军的体制对应，百般洗刷，百般缝补。行政建置不是写故事，那是政治，更何况满清是少数民族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严密了再严密，县府只能对应州府，州府只能对应道台，道台只能对应省级布政使。让伊犁将军管理新疆行政民政事务，就好比让今天的一个战区管理一个或几个省，怎么可能？自媒体历史爱好者是纯粹的阅读人群和吸收人群，他们没有翻阅一手资料的兴趣和条件。作为体制内历史研究者，他们经常接触清史资料甚至档案，翻开清实录，面对字里行间经常出现的“甘肃阿克苏”、“甘肃奇台县”，他们润了再润，从不解释！

从左宗棠到杨增新，中间还有董福祥等一群人艰苦卓绝守卫新疆，才能把风雨飘摇的新疆一路平安护送到民国。今天在新疆，把左宗棠、刘锦棠、杨增新挂在嘴上，好像他们就是新疆近代史的全部。是，他们都很伟大，但几个人盖不住这么大的新疆。大家津津乐道的杨增新，也是董福祥门生。董福祥率甘军守卫新疆十九年，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历史已经过往，新疆巍然屹立。没人能把新疆搬走，甘肃也搬不走新疆，甘肃只是在新疆有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存在。我们可能是森林里走出来的猴子，但我们不想念森林，我们只想守护好美丽的新疆，这里是祖辈们流过血的地方。

像阿古柏、妥明、白彦虎这样的人，必须是坏人，十恶不赦，不必讨论。如果天堂有路，我想借条路上去看看，他们到底进去了没有？

九、致“博史馆”

公众微信号“博史馆”向北门外提出九问，看到了。很意外，语言平和，没有情绪。从引用了北门外那么多文章段落，能看出“博史馆”的认真。对认真的质疑，我必定做出认真的回答，请稍候。历史认知各有长短，谁都不能确定自己的三观一定正确，但我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认为对的一面。只要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立场上，我们的方向就是一致的。

我爷爷在旧社会上过公学，是马步青捐建的一所中学。爷爷说，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马步青必定要到场讲话，讲的都是儒家圣人思想。我在甘肃分省篇中写到过西北马家，写到马福䘵率领四百河湟子弟战死于北京正阳门的那一段，一样热血沸腾，一样慷慨激昂。我在文章中说，西北马家的诞生并不偶然，他们是清末回民接受儒学教育的成功典范。这些言论也被人批评了，很多人对马家军的认识已经固化。在今天的历史哺育下，有人对“军阀”两个字都会敏感，只要被定性成军阀，他们就说，那是个坏人。

后面会写到马仲英。很多人至今都不明白，马仲英为什么要进入新疆。新疆的老回民一直在传唱一句口歌：黑驴子马步芳我日了你的娘啊，把我们的尕司令撵到了新疆。这不是真相，马仲英身上有隐秘，也有传奇，他首先不是个土匪和流寇。我以自己能搜寻到的资料判断对错，和民族无关。

十 博史馆VS北门外

说明，微众号博史馆对北门外的质疑，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历史事件有帮助，故转载于此。

本站对此质疑VS答复内容不持立场。

博史馆微众号质疑北门外：

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北门外”自2023年11月24日起发布了“血色天山”多篇系列网文，其文中表述：“中国近代史对丢失领土的责任清算，全部栽脏给满清政府，说他们“闭关锁国”，说他们“腐朽无能”。......”，并且将同治年间的新疆历史，描述为“同治暴乱”，将沙俄、英帝国的势力渗透、领土侵占均归因于所谓“同治暴乱”，从而引发了许多关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笔者近日浏览该网文，惊诧之余，有若干问题求答于“北门外”。

原文链接：#血色天山：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

原文截图：

一问北门外：“清政府没有闭关锁国吗？不是腐朽无能吗？”

近代清政府的堕落是自辛亥前后以来一百余年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和学术评论，例如有乾隆时期震惊大清官场的《甘肃米案》，有与晚清官员张集馨有关的《宦海沉浮录》，有《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四大奇案......本文还提供《清代咸丰年间吏治败坏状况考略》和《清季甘肃吏治黑幕》两篇文章链接，请北门外和读者们共同读一读，重温一下清政府的面貌。

二问北门外：“有能力丢失（割让）领土的责任者不是清政府，而是老百姓吗？”

远的不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哪一寸国土是土生土长的百姓签约割让的呢？清朝国内的民族矛盾、内部斗争问题不是清朝政府、大清皇帝、上下官员们应该担负的治理责任吗？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矛盾处理和问题治理属于日常事务，这些处理不好，反而要把外患的责任归咎于百姓？那么要清政府何用？而且，当清政府慷慨领土之际，何曾有一次征询过百姓意见！例如《勘分西北界约记》，最初签订时，仅有满文、俄文，连汉字都没有！

三问北门外：“晚清国内的内部斗争和民族问题是谁造成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是汉人搞窝里斗吗？云南杜文秀起义、陕甘回民起义是少数民族搞分裂？”

在上述运动、起义发生之前，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清政府长期未加严禁，反而在鸦片贸易上赚取关税，直到民不聊生，财力日窘，才开始杜绝鸦片走私，进行虎门销烟，继而在1842年与英帝国刀兵相见，兵败后签订《南京条约》。鸦片对于大清来说是一场经济掠夺，清政府的财税困难又转嫁到百姓头上，造成民间矛盾上升。各个运动起义正是百姓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的挣扎与反抗，怎么能算成窝里斗和搞分裂？

四问北门外：“巴尔喀什湖以西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是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分割给俄国的吗？”

推荐读者们读一读专业论文《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一文，认真了解一下有关西北丧土失地的历史真相。在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前，清政府或通过条约，或通过默认，早已经实地割让了西北大量领土，导致伊犁府的府城变成了一个边境城市，曾经的边境巴尔喀什湖及其以南以东大片领土，早已为他国所有，1864年双方签约，不过是履行一个形式上的确认手续而已。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失地无不发生在同治年之前，与同治年间百姓的起义运动何干？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前，双方签订了许多条约，其中大多为不平等条约，同治年间的汉回百姓也需要对这些条约负什么责吗？

1864年之前的中俄条约一览（标红者为闻名的不平等条约）：

1689年9月7日尼布楚界约（割43万平方公里领土，性质有争议）

1727年9月1日布连斯奇界约（割贝加尔湖及周边10万平方公里领土）

1727年10月21日恰克图界约（确认上述两个条约）

1727年10月24日阿巴哈依图界约

1727年11月8日色楞额界约

1768年10月30日修改怡克图界约第十条

1792年2月20日恰克图市约

1851年8月6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在伊、塔两处可“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即领事）官照管。”；中俄双方在伊、塔两地通商，“彼此两不抽税”；俄国商人在伊、塔两地犯罪，由俄国领事究办，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俄商可在伊、塔建造“贸易亭”（俗称贸易圈），用以住人、存货；驻站俄人，“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不受中国政府管辖。）

1858年5月28日瑷珲城和约（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领土）

1858年6月13日天津条约

1858年10月16日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严惩参预烧毁贸易圈的中国民众；赔偿俄国白银135682两，以武彝茶5500箱作抵，分3年付清；清朝赔偿重建塔尔巴哈台被焚毁之俄国贸易圈；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俄国贸易圈内各驻兵50名。）

1859年4月黑龙江通商条规

1860年11月14日北京续增条约（割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1年6月28日勘分东界约记（在北京条约基础上继续丧失领土，丢罕奇海岸，失去图门江出海口）

五问北门外：“同治元年的陕西回民运动如何就成了暴乱？运动爆发的原因不是清政府横征暴敛、挑拨民族矛盾的结果吗？被迫反清就是分裂中国版图吗？该文所谓的暴乱中心建立宗教政权了吗？有什么名称呢？”

翻读历史，清朝政府在内政上既没有对百姓的妥协意向，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的进步方案，而是始终采用蒙汉隔离、以汉制汉、以回制汉、以汉制回等各种手段对各族百姓进行羁靡牵制、分化统治，在十九世纪世界列强纷纷步向共和的趋势下，仍然固步自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导致万里江山之内“贼”、“匪”、“逆”越剿越多，到处尸山血海，白骨充塞。

即便如此，清政府的各种史志里也没有一处记录了陕甘大地出现过以“回教”名义建立的政权，而且虽然陕甘的农民运动以回民起义为名，实际上是汉、回两族百姓共同参与的反抗斗争，除了大批回民投入其中，还有不计其数受饥饿折磨的汉人、绿营清兵，以及远道而来的西捻军。在清政府的官方声明中，“不论回汉，但分良莠”，“一并剿除”，北门外打造的“暴乱”黑锅，统统让宁夏金积堡、河州太子寺来背，不仅于今看来不合情理，而且即使放在大清，恐怕也难说服于众。再说，洪秀全做了汉家的“天子”，太平天国封了两千多个王，而陕甘上述两地，在根本没有单独建国的史实下，难道不能自封个“元帅”、“大总戎”？起义者之间相互联络，商量救亡图存，共谋反清大计，又怎么好用现代的“渗透”概念来形容？

对于同治年间陕甘农民运动的是非曲直，请读者阅读《大清朝同治年的一桩公案，是非结论如何了断？》一文以及微信公众号“博史馆”提供的大量史料与专业论述，或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答案。

六问北门外：“清朝认为谁是贼现在就该认为谁是贼吗？民国政府认为谁是匪现在就该认为谁是匪吗？”

北门外的观点是只要没有改换朝代，那么反叛者就要按照其当朝官府的称呼，唤之为“逆匪”、“逆贼”。这种观点貌似有其逻辑，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往日封建王朝里的“成王败寇”之说吗？对不起，中国进入“共和”已经一百多年了，在新国体下，虽然对以往太平天国、捻子、义和团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但以万众唾弃的清政府的口吻来称呼那些勇于反抗者，显得如此不分皂白、狭隘可憎。辛亥革命最终成功了，实现了改朝换代，但是之前戊戌六君子和哥老会、同盟会中的先行失败者，仍被尊为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先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仍被国人所尊崇、铭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即使他们身上有着种种的不足。作为摆脱了清朝封建制度的中国人，绝不该按着封建奴仆的口吻，失去对勇于变革者的起码尊重。无他，腐朽的大清亡了，该给挺身而出者一个公道的评价了！

七问北门外：“同治年间新疆库车事件发生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对于晚清时期的新疆社会状况，现在许多人是缺乏了解的，即便在当时的官绅之中，也鲜有高见。所幸，在虎门销烟之后被贬到新疆的林则徐有不少亲眼所见，并撰写了许多记录，读者可以小读《林则徐西北行（一）》一文，侧面了解一下道光年间的新疆事物，以及一些新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同治年间，清政府对新疆依然保持对待藩地的态度，对曾经的藩属国浩罕缺乏重视，导致其逐渐脱离，并被沙俄吞并；对安集延、布鲁特，又明显刻舟求剑，在其已进入沙俄逐渐吞并的过程中时，仍保持惯性思维，将其作为假想敌看待，从而失去了与沙俄角逐的良机；对沙俄，又缺乏通盘考虑，没有利用英国、土耳其等国交叉博弈以及俄土战争的局面，以卑屈的姿态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如此，清政府甚至在边境贸易和税收政策方面对沙俄大做让步，使本就地位低下、受尽盘剥的地方百姓雪上加霜。实际上，这种满洲贵族、和卓、伯克和阿奇木、沙俄洋商等构成的统治结构，正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其实库车也好、吐鲁番也罢，不过是经济矛盾激化和百姓的盲目反抗而已。

不幸的是，受关内被清政府挑拨的民族矛盾现象所影响，新疆呈现了带有民族纷争特征的复杂局面。但首当其冲的和卓们和满、汉、回官员们的殉死则说明事变绝非是宗教、种族冲突使然。

在复杂的局面下，又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变化。例如，清军的喀什葛尔守备何步云在其他各族守城官员自戕身亡之后，竟然率领绿营清兵投降了阿古柏，何步云做了阿古柏的炮队司令；妥明反清后与保清的徐学功民团两败俱伤，后竟放下民族成见，联合抵抗阿古柏；徐学功亦曾投降阿古柏，与妥明为敌。在降叛变换的混乱之中，宗教不过是被动地沦为判断顺逆、征讨杀伐的统治工具而已。

八问北门外：“大清亡国要怪大清的老百姓不爱国吗？大清亡国不是值得庆祝的事吗？”

北门外如果有爱国之情，请热爱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要一门心思地爱起了大清国。在大清统治的年代里，百姓过的如何，历史均有记录，例如《（珍藏）中华民族惨痛的记忆——明清灾荒食人全记录》里，罗列了清朝发生过的大量民间相食惨剧，这样的大清国，让百姓如何面对，更何况，爱大清国就意味着拥戴草菅人命的清政府吗？同治年间征剿起义者的汉人黄鼎，其子在清末倡举义旗的时候，曾致电于当时的回教领导马元章，见《黄钺致马元章电文》一文，其中痛斥了清政府的腐化龌龊。黄钺所言不是个例，所谓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无数有见识的革命者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推翻帝制，五族共和！”。难道北门外这么快就忘记了珍贵的历史一幕了吗？

九问北门外：“用侮辱性的词汇来表达对少数族群历史的态度，合适吗？”

百年以来，清朝虽然推翻，但是中国人的探索与追求并未停止。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各族人民已经警惕于一团散沙，相互之间多了许多宝贵的尊重和信任，相信残存的宿怨与隔阂也终将被理解和包容所取代。作为历史进步的明证，《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和《塑造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伟大创举》两文所举事例敬请读者参阅。

合以上九问，北门外发布这些文章的目的何在？是在为大清平反正名吗？是准备给新疆单独编写历史吗？有没有颠倒因果时序呢？是不是混淆是非黑白呢？算不算虚无化中国历史的分裂思想？北门外不必急于分辩，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北门外的长篇累牍，究竟是逆流而行，还是个人偏执之私，也敬请读者明鉴。

等待北门外解释作答。笔者留意到北门外这一系列大作的作者署名“满也”，不禁略有所思，哑然失笑。

北门外回答博史馆：历史深处的邪笑

一、上京告状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五月十二日，乾隆皇帝赴畅春园给皇太后请安，御驾到西直门，有人拦路喊冤。

告御状这种事，在戏台和影视剧中经常出现。明清两朝不允许越级上访，在皇帝看来，上下尊卑是一个国家维持行政运转的基本伦理，越级上访容易损害地方权威。百姓一上访，国家就惩治官僚队伍，民不畏官，怎么统治底层百姓？乾隆对越级上访尤其警惕，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百姓能出来上访，说明地方官还没有坏透，没有封堵言路，没有赶尽杀绝。而百姓敢出来上访，这个人多少有问题，不是顺民。所以，乾隆对越级上访的惩治很严厉，被告的人要查，告状的人也要查。告状者如果有问题，罪加一等，毫不手软。

这一天，乾隆没有绕道回避，他被告状人陌生的口音吸引住了，让侍卫把人叫到跟前说话：

小的是甘肃临洮府河州回民，在本州南乡马家集清静礼拜寺掌教。本处回民共四十余家，小的遵祖父所传古教之化，他们俱服小的管束。小的古教是要孝顺父母，平素礼拜七日，过丧事要念经、炸油香、放布施。于十年前，有同教的马来迟、马四、马宽便、马天锡、马五等人，忽信邪教，并不讲孝顺父母道理，平素只礼拜六日，遇丧事也不念经、不设油香、不布施，用明沙土吹入人的耳内，皈依他们的邪教。小的教内人三十多家，也归了他们，自今小的教内只剩下四五家。每逢小的们有婚丧事情，不准行我们的古教，他们即来打抢，将布施、油香等物即行抢去。他们的邪教门日起一会，名为明沙会，耳内吹土，聚集银钱吃喝使用。他教中现今约有二三千人马，来迟（花寺门宦创教人马来迟）不但另立邪教惑众，二三年前又引诱小的归他们的教，要给小的耳内吹这明沙土。小的不肯，将小的父母丧事上所设的油香等物抢过两次。

乾隆听的云里雾里，半懂不懂，什么油香，什么明沙土，这都是啥啊。傍边的侍卫中有人去过西北，告诉乾隆，他说的是甘肃回回话。七七八八记录了个大概。

告状的人，是甘肃临洮府河州马家集清净清真寺的阿訇马应焕。马家集有四十多户回民，三十多户人家信奉伊斯兰教（清朝以前确实有不信教的回民）。乾隆初年，花寺门宦到河州传教，在短短十几年内吸引了当地大部分教民，马家集的穆斯林回民多数改投到花寺门下，马应焕的清真寺只剩下四五户信众。花寺强迫马应焕改宗门宦，马应焕不答应，花寺便派人到马应焕父母的葬礼上捣乱打砸，抢了人家的油香等物品。马应焕两次到河州告官，当地官员对回民的教派之争一贯上头，只要是教门冲突，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和稀泥。没想到这次遇了一个较真的人，官府不给回音，马应焕千里迢迢上北京，把状子递到皇帝面前。

乾隆皇帝没有对越级上访的马应焕发火，事涉宗教，他也判断不了是非对错。皇帝对马应焕表现出难得的同情，责令甘肃巡抚黄廷桂迅速调查审理。

很快有了调查结果，花寺未经官府同意创立门宦，在河州非法传教属实，但其教义本身没有极端暴力成份，不能定性为邪教。马应焕状告花寺向教民收钱敛财，吃吃喝喝，也属实。而马应焕信奉的格底目教派也在向教民收费，也在吃吃喝喝。马应焕状告花寺密谋暴乱等等，是虚假陈述，子乌虚有。

结论，这是一起教门之争，马应焕的真实目的，是想通过政府铲除他所谓的“邪教”，把花寺门宦排挤出河州。结果，马应焕诬告诽谤、冒犯皇上，二罪并罚，发配云南充军。

马应焕上北京告御状失败，反而使花寺门宦传教合法化，虽然没有获得政府直接认可，却间接促进了花寺门宦发展，花寺派身价暴涨，过去教派林立的西北伊斯兰教从此进入门宦时期。随着接下来的教派整合，西北回民迅速凝聚，形成影响巨大的宗教势力。

马应焕是格底目教派掌教阿訇。格底目教派是进入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派，又称“老教派”或“老教”。“格底目”是阿拉伯语中“古老”、“陈旧”的意思，最直白的汉语翻译，是“循规蹈矩”。格底目教派提倡墨守成规，反对标新立异，主张宽厚和包容。格底目教派重视文化教育，要求信众以教坊为单位学习经文，要求教民注重个人修养。格底目教派主动接受本土化，清真寺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寺庙风格建造，宗教礼仪也引进了一部分汉民族习俗。

因为这些原因，格底目教派在中国穆斯林历史上出现时间最早、流传最广、存在时间也最长。格底目教派时期，陕甘地区只有阶级矛盾，没有民族和宗教矛盾。

二、神从西来

花寺门创始教主马来迟，是穆斯林世界一个翻版的唐玄奘。只不过，我们知道《西游记》里唐玄奘的故事是假的，花寺教徒们认为马来迟的故事都是真的，圣人之路，必定与俗世不同。

据说，马来迟的祖父是明朝一位著名的将军。父亲马家俊，早年经商，富甲西北，却一直没有子嗣。康熙十七年，穆圣第二十五代后裔海达耶通拉海到西宁传教，寻找圣人。这段故事，像极了《西游记》中如来佛祖在西天大雷音寺问诸位菩萨，谁可去东土大唐，寻找一位取经人。

马家俊听到穆圣后裔到西宁的消息，非常兴奋，前去求子。宗教都一样，道教的活伊教也干。马家俊住在西宁一家客户里，一直不被圣裔接见。一天晚上，马家俊看见外面有一个道士，跑步如飞，手里敲打木鱼，嘴里念的却伊斯兰教经文。马家俊心领神会，跟着道士到一个叫“同领寺”的地方，进门跪下。炕桌上，放着一只熟猪头，放着一个木鱼。道士一边念经，一边对马家俊说，“你我教道不同”。马家俊说，“你是大教我跟大教，你是小教我跟小教”。道士说，“我不信你吃猪头”。马家俊也念了一段经文，结果，猪头变成了伊斯兰教圣物，木鱼变成一本古兰经。圣裔告诉马家俊，“你回河州去吧，西门外有个女子叫常菊花，三十岁，是个汉族人。以前有十三个男人要娶她，她还没有出嫁，男人就死了，所以再没人敢娶她。你回去把她娶下”。

故事真假不必讨论，里面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圣裔变身成一个道士，把马家俊引进寺院，而且反复强调一个器物，木鱼。还有，圣裔要马家俊娶的那个女子，是汉族。

这个传说包含了很多隐喻和暗示。有妥协的一面，道士是大家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即便再创新教，也要让汉人知道，自古汉回是一家，争取汉人支持。也有宗教征服的一面，汉族女子克死过十三个男人，这冥冥之中的天意，就是为了嫁给一个回族人，改宗伊斯兰教。

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马家俊回到河州，娶了汉族女子常菊花，生下一个儿子，经名海吉哲，大名马来迟。孩子出生不久，天降大火，把富甲西北的马家俊家产全部烧毁。故事就这么离奇，总而言之，马来迟出生以后家境落魄，父母养活不了他，八岁那年被送到米拉沟一个叫马汉臣的人家，在附近清真寺学习经文。

马来迟被送到清朝寺的前一天晚上，阿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龙在清真寺大殿盘旋，然后飞出殿外，绕着院里一棵松树，一圈一圈飞舞，最后往南而去。第二天早上，阿訇出门，看见一个孩子扶着院里的松树一圈一圈跑，阿訇大惊，这不就是昨天晚上梦里那条龙在盘旋吗？阿訇瞬间明白，这个孩子非同常人，细心教育，一路关怀。马来迟天资聪慧，和鸠摩罗什、玄奘的少年故事基本一样，幼年学成，少年讲经，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河州、广河、三甲集众多教门的教长。

那一年，从麦加来了一位传教人，叫嘎咀盖占拜尔，说圣人有旨，请马来迟到麦加朝觐。留下一只手镯为信物，传教人便飘缈而去。这一幕，就像观音菩萨出现在长安城里的水陆法会上，一场戏演下来，唐太宗安排玄奘赴西天取经。

雍正六年（1728年），马来迟到广东，在怀圣寺学习阿拉伯语。三个月后，乘船出海，前往麦加。马来迟虽然坐船，他的朝圣之旅也被传说成了一部圣人传奇，除了妖魔鬼怪和九九八十一难，唐玄奘西天取经遇上的困难，马来迟都经历了一遍。

玄奘是西天取经的和尚，马来迟是西天取经的阿訇。唐僧被如来佛祖封为“旃檀功德佛”，马来迟被伊斯兰教圣人茂俩·麦赫杜姆赐名“艾布·夫图哈”，据说也是个很高的道位。

马来迟取经回来，在河州创立了花寺门宦，在西北地区传教。信奉苏菲派虎父耶教门的花寺派，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教，格底目教派历经数百年经营，在中国创下的和平稳定基业，在短短几年内被花寺门宦催毁殆尽，以宗教为核心的回民形成地方势力，一种封建王朝时代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生态，在千年之大变局到来以前，提前来临。

三、教派之争

油香，准确应该写油飨。古代食物匮乏，把祭祀、宴请、节日等重大活动才能吃到的食品称飨，饱含着对食物的尊敬和感恩。回民的宗教活动很多，白事也讲七七，条件好的每个七要念经一次，条件差的葬后第二天念一回，七七那天再念一回。红事念经，孩子出生念经，孩子生日念经，有时候家里过的不顺心，也要念经。请阿訇念经，油炸饼是必须要准备的食物，供奉完了，请阿訇吃一顿，那时候，这已经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叫油飨。这是贫穷地区的一种食物，乾隆贵为皇帝，当然听不懂。

回民宗教活动多，念经也多。那个时候的平民家庭，阿訇念经的费用是很多人家承受不起的负担。格底目教派进入中国的时间早，很多经文是早期翻译过来的汉语古文，就像今天的佛经，真正看懂的人已经没有几个，多数佛教徒都是为了念经而念经。佛教不是必须信仰，佛教徒能装，伊斯兰教众装不了，他们的信仰与生俱来。

清朝回民地区识字率本来很低，格底目教派遵循守旧原则，一直不与时俱进，他们的经文成了致命伤，冗长深奥，生涩难懂。花寺门宦初创的时候，简化了宗教仪式，降低了信教成本，马来迟还编写了一本简明通俗的《冥沙经》，也叫《明沙经》，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叙述模式，很容易理解。浅显而简要的花寺教派一出现，很多格底目教众便改宗移教，皈依到花寺门下，收费低，还听得懂。

西北回民地区过去一直是格底目教派的地盘，花寺门宦来了以后，出现教派分裂。教派后面是利益，利益的后面是地盘。马应焕告御状被治罪，花寺门宦再不用躲躲藏藏，势力越来越大。阿訇们也是拉帮接派的，看谁的势力大，带着一干信众投奔谁的名下，花寺门前车水马龙，乌泱乌泱。

花寺门宦站稳脚跟以后，开始膨胀，他们早期主张平民宗教，念经收费很低。教众多了以后，初心就丢到脑勺后面去了，收费越来越高。他们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下手极狠，对格底目教派最后剩下的一点地盘也不放过，直接上门骚扰，不许他们信奉老教，一有红白事就来派人过来闹事，抢夺人家的油香。

花寺门宦是虎父耶派，格底目教派是格乃斐派。虎父耶派先开斋后礼拜，所以叫“前开派”。格乃斐派先礼拜后开斋，所以叫“后开派”。伊斯兰世界信奉同一本《古兰经》，但他们每一个国家的穿戴都不一样，你以为的小事，在宗教领域是大事，搞不好就要把飞机大炮拿出来干仗。“前开”和“后开”，也是花寺对格底目下死手的理由之一。

就在花寺门宦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圣人出现了。马明心身上没有马来迟那么多神话传说，但作为圣人，早年聪慧是必须的，六岁入寺也是必须的。马明心跟着叔父徒步去麦加朝圣，路上遇着大风，和叔父走散，在浩罕国的布哈拉流浪，被一家清真寺收留，做了几年经师。这个过程倒是和真实的玄奘差不多，走过万水千山，经过雪雨风霜。

马明心最终到达麦加，完成朝觐，学成回来，创立哲合忍耶门宦，在西北地区传教。哲合忍耶出现，陕甘地区伊斯兰教更加复杂化。

花寺创始人马来迟和哲派创始人马明心出现在同一个时期，他们相互认识，据说两个人的关系起初很好，志同道合，他们商量过怎么团结起来，把伊斯兰教发扬光大。但随着哲派在河州、循化等地区迅速传播，大批花寺门徒转投到哲派门下，两个新教之间矛盾激化，从合作走向对立，从对立走向冲突，引发陕甘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宗教战争。

花寺门宦和哲合忍耶门宦，同出一门，都是虎父耶派，都信奉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教派，都遵循格奈班底耶学理。两个门宦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语的直接音译，“花寺”的意思是隐藏的、低声的，“哲合忍耶”的意思公开的、响亮的。左宗棠评价这两个教门的时候说，花寺念经的时候安安静静，不影响别人。哲派念经的时候吵吵嚷嚷，咋咋呼呼。

就因为念经的声音和语速，双方经常大打出手。有人说“圣山伐竹”事件是陕西回乱的导火索，又说花寺和哲派在几次红白事上因为念经声音发生打斗，是第一次河湟回乱的导火索。都很强牵，背景深，原因多。但至少说明，声音大小、语速快慢，在他们的世界里都不是小事，只是宗教外面的人很难理解。

哲派传教初期，走的还是花寺的老路子，宣扬平民宗教。阿訇念经，费用大约只要四五十文钱，不收牛羊布匹之类的贵重物品。有些贫困人家实在拿不出钱，也免费念经。哲派还经常从清真寺收到的钱物中拿出一部分，购买米面，接济过不下去日子的穷苦人家。

张承志在一本书里说，马明心到甘肃会宁传教，去一个穷苦人家念经。念完经以后，主人要宰鸡待客，被马明心拦住。按照教规，阿訇不能空着肚子离开，必须得拿点东西。马明心看见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拿起一根竿子捅下几颗青枣吃完，拍拍身上的土离开。以张承志的刀笔，这样的故事是人世间最美的画面，只是我想复述的平淡一点，中国真善美的故事很多，不止这一件。

虎父耶派传统的礼拜帽是圆型白帽。哲派对礼拜帽作了改造，马明心专门设计了一种六角帽，也叫六牙儿帽，形状像阿拉伯地区清真寺的圆形屋顶，有黑色，也有绿色和白色。这个情况很像新疆黑山派创始人伊斯哈克要求他的教徒戴黑色礼拜帽，看是小事，其实不小，服饰标记代表的是人群分类，人群分类的背后，是某些事物暗藏的分裂。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循化张哈工清真寺在主持教徒葬礼的时候，考虑不周全，同时邀请了哲派阿訇贺麻路乎和花寺阿訇韩哈济，念经出了问题。过程中，一个摇头，一个不摇头。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经念不下去，两个阿訇相互指责，发生争吵。一个说，你们不合规矩。另一个说，你们收钱太多。

花寺发迹后，是当地教门中的暴发户，有钱又有势，和衙门、土司关系处的好。花寺的第二代教主、马来迟的儿子马国宝，一纸诉状把哲派告到循化厅，说哲派教首马明心以“邪教惑众”。循化号称“厅”，是个建置不完整的临时机构，当时还没有司法部门，驻守循化的绿营军游击马世鲲接了状子，粗暴断案，各打五十大板：判哲派传教非法，将马明心驱逐出循化，令哲派不得在循化继续传教。告状人马国宝，无事生非，挑动教乱，遣送河州原籍，亦不得在循化继续掌教。

马明心被驱逐出循化，但哲派教徒贺麻路乎、苏四十三等人并没有停止传教，继续吸纳当地信徒。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花寺门宦阿訇韩哈济再次到循化告状，称哲派阿訇贺麻路乎仍然非法传教，且“不尊教规”。这时候的循化厅已经有了同知，同知张春芳对诉状中说的“不尊教规”无法判断，但前案中确实判令哲派不能在当地继续传教，无论对错，都是理由，本着谁告谁有理的原则，判令枷责贺麻路乎等人，并查封了哲派的清真寺，强制要求哲派信徒到花寺门宦的清真寺去作礼拜。

哲派对这个断人活路的判决当然不会接受，贺麻路乎等人上兰州，到甘肃按察司上访告状，除了上诉判决不公，又起诉花寺阿訇韩哈济等九人“敛财惑众”。用今天的话说，哲派告花寺经济诈骗。

花寺听到消息，也指派韩哈济的弟弟韩五到兰州上访，诉哲派阿訇贺麻路乎等人挟迫簸箕沟教民“阴谋搞邪教暴乱”。

事情闹到省城，按察司衙门不敢不重视，派专职人员到循化调查，结果发现，两方都是诬告。最后判决，哲派贺麻路乎挑事在先，而且带领教民聚集寻衅，发配乌鲁木齐为奴，那时候的“为奴”就是今天的劳改。花寺韩五是次犯，流放三千里，也发配到新疆。韩哈济被判枷责，我始终没查到“枷责”是一种什么刑罚，戴枷一般在断案期和发配期内，综合各种线索，“枷责”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拘留。

这次官司中的其他人，苏四十三、马六十、韩哈马等人，经调查对诬告之事“不知情”，不予追究。两个教门的主教马明心和马国宝，也没有参与证据，不予追究。

判决要求，“各举掌教，约束稽查。新立三寺，仍分开礼拜”。判决特别强调，两教要相互尊重，如果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举办宗教活动，念经时间一定要错开，不能因为声音大小影响对方。和马应焕到北京告状一样，这场越级上访官司，打出了另个一个结果，哲合忍耶教派完全合法化。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很简单，县令坐在衙门里，惊堂木一拍，就把全县这一天的事情全办完了。

中国古代对宗教管理极其严苛，完全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放任自流。比如《水浒传》中，赵员外担心鲁智深纠缠他的小老婆金翠莲，给他花钱买了一张度牒，鲁智深才有了上五台山当和尚的资格，度牒是宋朝时期信仰佛教的许可证。武松后来也搞到一张度牒，但武松的度牒和鲁智深有区别，鲁智深持有的是僧侣级别的戒牒，而武松拿的只是一张普通度牒，所以武松只能当个头陀，不能剃发。头陀是有资格参加宗教活动的俗家弟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循化查家沟有五位回民脱离哲派，重新回归花寺门宦。

当地乡约上报到循化厅，循化厅批示照准。那时候，信教、改教都是要请示报备的，衙门小吏在批示中莫名其妙写了一句没脑子的话，“弃邪归正，其属可嘉，各赏每人银牌一面”。这一巴掌打到哲合忍耶脸上，把马明心的脸打疼了。为什么脱离哲派进了花派就是改邪归正？花寺肯定要拿这个批示大作文章，如果在教民当中传开，哲派以后在循化还怎么混？

四、回乱暴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两派纷争终于酿成流血冲突。

当时的循化，有十二个穆斯林聚居区，称“十二工”。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乡，乌鲁木齐今天还有这样的老地名，如二工、三工，都是清朝时期的居民区旧称。循化县的每个工不是数字编号，各有名称，如张哈工、清水工。

清水工有两个自然村，分别位于清水河两岸。西庄是哲派，比较富裕，长期控制着清水河的水资源分配权。东庄是花寺，相对贫困，用水也要看哲派的脸色。

哲派号称平民宗教，但资源掠夺从来不手软，念经不收钱，费用从哪里来？查家沟五位哲派教徒改信花寺后，哲派要给花寺的教徒们立规矩，东庄的人给拿钱也不给放水浇地，西庄逼迫他们改宗哲派。在西庄明仗执火的公开逼迫下，东庄居民韩格牙起头，联络二十户人家，集体脱离花寺门宦，皈依哲派。这么多的人一次被哲派挖走，花寺咽不下这口气，又是老套路，派人去循化厅告状。

花寺的人在半路被哲派信徒拦住，双方叫骂了一阵，撸起袖子开打，一名哲派教徒在冲突中被打死。

这是西北教派之争出现的第一起命案。

循化在清代属于番地，清朝时期的“番地”即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大清律例》在番地不适用，清朝针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出台有专门法律，叫《番例》。清朝前期出台这部法律，有一定针对性，蒙藏地区不同于内地，他们有类似于西方的决斗传统，经常打架，打死人不要求偿命，赔钱就行。

循化已经设厅了，还没有从番区划出来，地方官员只能依据《番例》判决，“番子被杀，无需抵命，按命价赔偿即可”。既然赔钱就可以杀人，有浓厚极端色彩的哲派发起报复，当年十一月，哲派教徒四人闯入东庄，杀死花寺教徒四人。循化厅的判决同样是赔钱，将主犯韩二个枷责，应该是赔完钱又拘留了一段时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在循化达速古工的一场葬礼上，主家请的是花寺阿訇，哲派听到消息，也派阿訇过去找茬挑衅。事主两头都不敢惹，好言好语，安排开念。花寺声音小，哲派声音大，花寺教徒看不下去，开始叫骂，双方发生斗殴，一名哲派教徒被打成重伤，几天后死去。

循化厅同知洪彬被这个案子难住了，《番例》很粗糙，只说打死人要赔偿人命钱，这个哲派信徒没有当场死亡，定故意伤人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这种情况在过去没有先例，循化厅最后判决，花寺赔哲派“半个命价”。家属呼天喊地，人死了还不受尊重。哲派情绪激动，认为判决是对哲派教门的极大污辱。那年腊月十八，苏四十三召集教众到回民地主韩二个家开会，直接提出解决方案，花寺不根除，哲派不安宁，与其年年和花寺折腾，不如“尽杀老教，灭土司”。参加集会的哲派教徒表示同意。起初的杀人行动并不张扬，三五成群，各干各的。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结帮成群，闯进华寺教徒家中，一户一户屠杀。

循化人心惶惶，花寺教徒无人敢出门，门宦教主一边召集信徒联防，一边派人分头到循化和兰州报官。陕甘总督勒尔谨命令兰州知府杨士玑前往查办。案情非常明显，杨士玑派人赶赴循化，通知候补通判谢桓先行抓人，阻止事态恶化。苏四十三等杀人要犯一个都没抓到，谢桓却阴差阳错捞到大鱼，把哲派主教马明心抓捕到案。那几天，花寺教徒抓住了一个哲派教徒，候补通判谢桓审讯得知，他是马明心派出去送信的人，哲派教主马明心早已经潜回循化，苏四十三号召哲派教徒杀人，是马明心在背后策划和安排的。谢桓派人抓捕了马明心全家，直接押送到省城兰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杨玑率人到达循化，派河州八旗军副协令新柱，率五十名军兵前去抓捕杀人首犯苏四十三。路上遇到一群回民，自称他们是花寺门宦派来带路的人。又打听说，官老爷这回来，能为小的们做主吗？

新柱显示自己威风，说了一句大话，“新教若不尊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他们其实是哲派打发出来打探消息的人。当天晚上，苏四十三率领一千多哲派教徒，从张哈工出发，到白庄，袭击新柱率领的五十名军兵。新柱被杀，顶戴官服被苏四十三扒下来穿到自己身上，带领哲派教徒赶到循化城下。守在城门的军兵见苏四十三身穿官服，没有盘问，打开城门。苏四十三率人冲进循化厅衙门，要求交出哲派教主马明心。地方官说，马明心根本没有在循化关押过。城里的循化官员全部被杀。苏四十三派人向哲派教徒们发布号令，青壮年男子全部集结，赶往兰州，“把我们的圣人老爷请回来”。

三月二十五日，苏十三率哲派教徒到达兰州，将兰州城团团围住，高呼口号，要求交出马明心。当时的兰州城里，负责防卫的绿营军只有八百人。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命人把马明心押上兰州城头，向城下喊话，你们都看到了，马明心还活着，如果审判无罪就放他回去。数千哲派信徒纷纷匍伏在地上，号淘大哭，高喊圣人。哲派教徒要求要求放人，王廷赞不答应。马明心从城头上押下去，哲派教徒就开始疯狂攻打兰州城。

当时的兰州老城共有三门，内城门，瓮城门，月城门。三天被打下两道门。哲派攻打到内城门的时候，王廷赞又把马明心从监狱里提出来，要求他给外面的教徒传话，让他们撤退。

马明心说，他自己不识字，让他的家里人出去带话。一个创立了教门的首领不认识字，王廷赞怎么会相信？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再次把马明心押上城头，把马明心指定的两个家人用竹筐从城头上吊下去。不知道家属给教徒们说了什么，教徒们情绪更加激动。这时候，马明心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用循化当地的撒拉话向城下教民喊话。到底说了什么，城头上的王廷赞和守城官兵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所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

据说，围攻兰州内城的哲派教徒当时全部爬倒在地上，哭声震天。马明心把自己的手杖从城头上扔下去，哲派教徒们争先抚摸，很多人已经哭的说不出话来。据说，王廷赞也哭了，他咬牙下令，将马明心在城头上当场处决，而且要让哲派教徒们亲眼看到马明心在城上被砍头的情景。城上的官兵吓的面如土色，小声说，杀了他，回回们进城报复，城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下来。王廷赞回答，不杀他，兰州城里的人就能活下来吗？王廷赞抹去眼泪，恨恨说了一句：这样的人不能活在世上。他要活着，以后死的恐怕就不是兰州城里的这些人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他们杀掉。

那一天有很多个据说。又据说，城里面观望的老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外面的人哭他们的教主，里面的人哭的是自己的命。王廷赞在甘肃为官三十年，深谙西北民风，本来是个好官。末了末了，被王亶望挟裹进满清第一贪腐大案。王廷赞是甘肃冒赈案几十个涉案人员中唯一没有被叛处斩立决的罪犯，秋后绞杀，留下一具全尸。想想兰州城头上那拼命一杀，还有那句“这样的人不能活在世上”，他是一个看透了世界的明白人，活的清醒，而且勇敢。王廷赞杀掉马明心，并没有阻止住人鬼世界的继续疯狂。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两百多年，西北大地再也没有平静过。

五、压迫之问

这样的回乱史，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汉族人不知道，回族同胞也不一定知道。在这段历史中，有愚昧无知的官僚，没有残酷暴虐的阶级压迫。

第一次河湟暴乱打开了西北宗教战争的潘多拉魔盒。从乾隆四十一年（1781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一百四十多年时间里，河湟地区共发生四次有组织、大规模回民暴乱。

其中第三次河湟暴乱最为惨烈，是陕甘回乱的一部分，遍及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暴乱时间长达十二年，使新疆自清朝收复以来重新陷入分裂状态，直接导致沙俄入侵伊犁，直接导致中俄《伊犁条约》丧失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平方公里领土。

第三次河湟回乱造成的西北地区人口死亡，惨不忍睹，触目惊心。复旦大学《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朝》的数据统计，陕西在同治暴乱前的人口总量约1366万，至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余707万。甘肃（含今天新青宁三省区）同治暴乱前人口约1945万，至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到了1455.5万人，人口损失比例高达74.5%。

在中国，一说到宗教问题就神经兮兮，浑身过敏。公开场合不允许讨论宗教，是为了防范非法讲经和传教活动，不是说历史上的宗教问题都不能谈、不能议论。

在历史领域，宗教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禁忌话题，给大家的印象，中国近代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我们不谈，有人却一直在谈，而且公开谈，比如张承志讲到第一次河湟回乱，他在语气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他说，在我们的土地上终于有了以宗教名义组织发起的“圣战”。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西北历史研究者，他调侃中国近代史的若干禁忌，很生动，也很形象。他说，好比一个病人去看病，头疼，医生开出药方是闭嘴；脚疼，医生开出药方还是闭嘴。好像只要我们闭了嘴，病就好了，哪都不疼了。

西北回民新老教之争，是酿成西北人口减员两千多万的总根源。陕甘回乱在陕西爆发初期，背后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三方势力勾接的证据，多少还有一些政治因素。

但暴乱转移到甘肃、新疆以后，完全变成宗教暴乱，和清政府好和坏，再没有半毛钱关系。

两千多万汉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的历史，只要我们讲出来，就有人骂，就有人害怕。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六、回答“博史馆”

公众微信号“博史馆”向北门外提出九问，九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有罪，杀人有理！

所以，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回到历史，让真相说话。

如果范文澜、白寿彝等当代历史学家是对的，就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再刨粪坑。写历史是他们的职责和饭碗，而我们，只是爱好，还有憋在肚子里无处发泄的情怀。

更何况，博史馆列举出来的，都是二手资料。像我写的文字，看一下可以，如果有人拿去作理论依据，我不会同意，和所谓知识产权没有关系，我恨不得所有人都拿去转发，传播越远越好。

我的文字只代表我的个人认知，没有官方认证，还要躲躲闪闪，欲言又止。如前所说，我不能保证自己的三观一定正确，这是自知之明。经常有人问，你的资料从哪里来？这样的提问，是对写作者极度的不尊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看与不看，你可以选择，我没有义务回答每个人的问题。但还是要再说一遍资料来源，也是说给博史馆听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比如袁大化，他在新疆的历史描写中很负面，几乎就是一个吸食鸦片的愚昧老头，我不相信这样的人能被清王朝安排到遍地都是火药桶的新疆来当官。袁大化的资料不多，百度百科只有寥寥两三百字。从东北漠河到广东清河道相对还有一些印迹，新疆以前的十年左右完全空白。

我在网上挖了一个多星期，在朝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看见一篇关于东边道的一篇论文，发现袁大化的名字。于是再搜东边道，顺着这个线索一点一点找下去，终于把袁大化的一生拼凑完整。

“博史馆”以建国七十多年来的革命史，论证暴乱的必要性、正义性和革命性。把白彦虎这样的人塑造成英雄，一个民族能得到什么？更凝聚团结吗？能奋发向上吗？能抢班夺权吗？但我们把同治暴乱的真相曝光出来，至少，更多人能看到一个国家在苦难中前行的经历，能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史明志，团结向上，让国家好，让子孙后代好！

与其围着一只马桶争论长短，评头论足，不如把它掀开看看。现在，马桶工艺越来越精美，说它是一只花瓶，也有人相信。如果再插一束花，很多人可能会忘了马桶到底是干什么的。很像今天的历史，被各种各样的人，包装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名词越来越好听，形象越来越正面。

但揭开呢？不忍卒看。捂着鼻子干脏活的，是像我样把手伸到底下掏大粪的人。博史馆不是，你们都是马桶盖子。

但我还是想说，“博史馆”这个名字不适合你们。博，是丰富、普遍、广泛、包容的意思。这个公众号只有一类内容，单一民族很伟大，白彦虎那些人都是英雄。这样的定位，对不起汉语中“博史”这两个字。

我的回答完了。

九个问题，一万多字，态度也是认真的。以后再不回答任何质疑和提问，请尊重写作者，你可以不看不读，转身离开。如果纠缠在疑问解答中 ，历史谁来写？

七、多余的话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一次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发问，我也想把这个国家搞好，你们给过我机会吗？

确实，历史没有给他成为一代开国明主的机会。他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好不容易完成国家统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然后，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三年解放战争。

如果把蒋介石的权力分成前后两个段落，前面二十年，他一刻都没有消停过，四面着火，内外交困，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反过来，退踞台湾以后的二十年，是蒋介石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内心里可能也波澜起伏，但生活是惬意的、平静的。看蒋介石照片，他的前后人生判若两人，去台湾以后，脸上已经没有了早年的戾气，和蔼，安祥，越来越像一个慈眉善目的普通老人。

大清国也一样，从鸦片战争开始，内忧外患，恶梦缠身。他们也想把这个国家搞好，但气数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世界不给他们机会，统治下的人民也不再给他们机会。

从鸦片战争到清朝覆灭，七十年时间，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正常的寿命。太平天国，捻乱，回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战争。个个都是大事件，谁给过他们把国家搞好的时间和机会？

一个人，得七八回大病，还能不能活到七十多岁，寿终正寝？清王朝是及格的，他们没有在煤山上吊，也没有像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样被全家枪决，他们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权交接。

如果时空可以倒退，把今天的批评者放回到那样一个时代，没有人比留辫子的清朝人做的更好。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赞美，他们遭受了一百多年的恶意污辱。孔孟之道熏陶下的中国，一直在标榜仁义礼智信，一直说我们是个以德报怨的伟大民族，一直说我们的人民胸怀宽广、友善包容。我们把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传为美谈，却对清王朝和平逊位的结局不断鞭笞，谁说上帝的眼睛就一定是明亮的？民族主义这颗子弹从来都是攻击别人的武器。没有哪个民族天然高贵，只是承受的苦难各不相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