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准噶尔之梦
有人在问，《黑白天山》的主题是新疆民国史，为什么清朝占了这么大篇幅？清朝是中国边疆史的真正起点，把清朝对新疆的社会治理说清楚，才能把今天的新疆问题说清楚。清朝奠定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主权基础，也留下了很多隐患和问题，尤其东突，必须从清朝说起，才能还原出一些真相，让涉身其中的各个民族了解并且信服。虽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有些账本，总得有人翻开，才能看见里面的黑与白。
我毫不掩饰自己对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的痛恨，他们经常以狭隘的个人偏见，来定义历史。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统治阶级脚下的爬虫，以为他们在高山之巅，看见了世界和历史的全部真相。比如易中天，他说“乾隆是个王八蛋”，一个以文化大师自居的人，不应该说出这么种粗俗的话，这是对中华民族先祖们的大不敬，今天骂秦始皇和汉武帝，明天是不是就可以骂黄帝和尧舜？传统文化的基石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腐蚀掉的。易中天骂乾隆，说明他的历史研究有短板，他对乾隆皇帝的历史功绩并不了解。如果易中天对中国今天的法理边界有起码的认同，他都不敢说出如此轻薄狂躁的话来。从这一行为看，易中天的清史水平，相当于今天的自媒体水平，只不过他占了当过老师的便宜，嘴巴更能说一点。当然，他们还可以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的尊严”。
从康熙皇帝开始，世界地图就已经展挂在皇宫内院。这张图，分为东西两个半球，除了地名和今天的世界地图不一样，地理轮廓完全一致。一个封建皇帝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资讯，比知识分子们看见的世界更多元、更复杂、更宽泛，国家在不同阶段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和管理模式，只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闭关锁国，愚昧无知”，是历史戴在清朝皇帝头上的高帽子，如果把易中天这些人送回清朝，他们绝对比那个年代的官僚更愚昧、更无知、更加卖国，胡适和周作人都是他们的影子。
清朝到康熙、雍正时期，边疆意识和国家战略已经形成，最有力的证明是台湾和青藏的回归。但清朝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有效管理，则归功于乾隆，由乾隆皇帝一手策划完成。在此以前，康雍两朝仍然沿用明朝的边疆治理模式，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长期采用不同于内地郡县的“藩属”制度，“一国两治”，主权在国家，治理权交给当地的札萨克、伯克和土司们。一个国家，两种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对藩属地区做不到直接有效地管理，部落和部落斗争，部落和国家斗争，战乱不断，反叛不断。清政府好比一个大家长，反叛了去打，打完了撤回来，葫芦娃救爷爷，抢一回救一回，救一回打一回，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电视剧《雍正王朝》有一段被删减的台词，康熙把皇位传给雍正的时候，在病床上教导雍正，“朕在位六十一年，六十一年不容易，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治理黄河，整治漕运。其实这些都不难，难的是我们要有征服人心的东西。我太祖太宗龙兴关外，马上得天下，靠的都是武功。可是要治理这九州万方，我们没有孔子，没有四书五经。朕这一生，兢兢业业地学习汉人文化，就是想要把国家治理得连那些汉人也真正信服，这就难了”。
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皇帝，百年经营，到乾隆继位时，满清统治集团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群体性文化自信，乾隆皇帝也有了傲视群雄、百无禁忌的资本，在文化领域，比汉族人更汉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比汉族人走得坚毅、更长远。乾隆皇帝打破汉民族对农耕文明与生俱来的天然自恋，走出长城，走出草原，走出荒漠和高山，完成新疆、青海、西南等地区的行政建设，使中央政权的行政管理直接、有效地延伸到今天的国家版图的绝大部分地区。从乾隆开始，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打破以长城为疆界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农耕与游牧、草原与海洋多元一体的国家。
在平准战争的前半段，乾隆皇帝对新疆的治理思考仍然没有成熟，抓获准噶尔末代汗王达瓦齐以后，乾隆皇帝宣称要“众建之而分其力”，意思是在新疆多分封几个蒙古汗王，瓦解蒙古在新疆的统治能力，从而达到“藩属治理”的目的。乾隆皇帝说，“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乾隆皇帝最初的构想，仍然是参照蒙古模式，把准噶尔拆分为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派一位副将军领兵监督。他甚至已经公布了四大卫拉特台吉的任命通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
阿睦尔撒纳改变了新疆行政建制的历史进程。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汗国的带路党，率两万多部众投降清朝，鼓动清政府出兵讨伐准噶尔，企图借助清朝的军事力量铲除达瓦齐统治集团，自己出任准噶尔汗王。结果，他连拆分以后的四大汗王位置都没捞着一个，气急败坏，发动叛乱。被册封为汗王的辉特汗巴雅尔、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参与叛乱。
在阿睦尔撒纳平叛战争中，定边将军班第、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鄂容安、参赞大臣玉保、副都统和起、副都统唐喀禄、领队大臣满福等众多战将血洒疆场。他们没有死在刺刀见红的战场上，多数人被准噶尔叛匪以投降的名义围捕和诱杀。乾隆皇帝龙颜震怒，认为准噶尔人阴暗狡诈，反复无常，不可相信，命令清军不再接受准噶尔人投降，对参与叛乱的准噶尔人格杀勿论。
准噶尔人反复叛乱，清政府任命的卫拉特台吉也参与其中，乾隆皇帝终于意识到，如果不以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加强对新疆的行政管控，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土崩瓦解。在这个背景下，乾隆皇帝决定，废除新疆“藩属”制度，对新疆实施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行政管理。
所谓的准噶尔灭族，和张献忠屠川一样，是有些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不实历史。清朝屯防伊犁的厄鲁特营中，有一万多归降投诚的准噶尔官兵。最早加入厄鲁特营的五百名准噶尔军兵，是清朝从哈萨克地区花钱赎买回来的出逃人员。就像今天不允许公开宣讲一些极端分裂组织的名称一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清政府不再允许准噶尔人继续使用“准噶尔”这个名称，把他们并入厄鲁特蒙古；清朝官方文献从此不再出现“准噶尔”这个词语，把他们归入厄鲁特蒙古；这是民族主义史学家强调准噶尔被灭族的主要原因。至于准噶尔人从此灭绝等等言论，更不靠谱，准噶尔人本来就是蒙古人当中的一支，准噶尔名称被禁以后，他们仍然以厄鲁特蒙古的身份存在。同治暴乱期间，在塔城、阿勒泰等地区抗击妥明回匪的蒙古骑兵，都是准噶尔人的后裔。
清军报复性杀人的情况是有的，也是公开的，有乾隆皇帝的诏书为证。但所谓车轮以上的准噶尔男丁被全部屠杀的情况，则不存在。准噶尔不是一村一镇，准噶尔人的活动范围东起哈密，西到哈萨克斯坦境内，在数千公里辽阔的荒原上，把一个种族赶尽杀绝，是老天爷也完不成的任务。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说，多数来自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鼓动宣传。
准噶尔汗国消亡的原因很复杂，长城以北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天花，从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开始，内地军兵频繁出入草原地区，把天花传播到蒙古和新疆。乾隆平定准噶尔的时候，正是北疆地区天花流行的高峰期，一部分牧民感染天花病亡，一部分牧民躲避疫情逃往哈萨克和沙俄境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计数十万户中，出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率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魏源从来没有到过新疆，他的记录也是道听途说，不能完全采信，但准噶尔地区天花大流行造成大量人口减员，是文字可见的历史事实。
平准战争结束后，清朝强迫准噶尔人往喀尔喀蒙古迁移。其中，杜尔伯特部落统治下的三车凌部被整体迁移到乌里雅苏台，达什达瓦部被整体迁移到今天的河北承德。这些文字记录充分证明，消亡的只是准噶尔这个名字，准噶尔人被分散到新疆各地和北方草原地区，一直存在，直到今天。
12、移民屯田
新疆有很多以“工”命名的地名，如乌鲁木齐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如昌吉的“五工、六工、七工（已不存在）、八工”，还有以地方命名的“中营工、羊毛工”等。“工”是清朝在新疆移民屯垦点，以引水灌溉渠为编号，被称为“工”。久而久之，“工”便成为一个生产单位（集体）的称号，类似于今天兵团体制下的国有农场，如“一场、二场、三场”、“一连、二连、三连”。
“中营工”以军屯点命名，分“上中营工、下中营工”。“羊毛工”这个名字就有说法了，这里的居民很多是青海回民的后代。如果说，“工”字后面折射着新疆早期的屯垦史，类似于“羊毛”这样的名称，则折射着新疆漫长而曲折的移民史。羊毛工早期移民，来自今天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羊毛沟村，迁居到新疆初期，仍然在使用原住地“羊毛沟”地名，后来各屯垦点名称统一，改称“羊毛工”。
“屯”和“工”的意思基本相近，都是屯垦居民点，如头屯、二屯、三屯。以“户”命名的地方，和移民区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军垦区，安置军兵家属的地方，有少量军兵驻扎，如昌吉的军户、兵户。一部分是城区商人们认领的家属屯垦区，一般都会有个后缀名，如商户地、商户塘。国家公有的屯垦单位，有一个“皇”字起头，像米东区的皇渠、皇工，类似于解放后的国营农场。
以数字命名的“户”，并非今天理解的多少户人家，“户”是“斛”的同音字，是古代的粮食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石和斗之间，又切入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二斛，一斛等于五斗。古代的一石粮食等于四百斤，等于今天的两百公斤。那么，一斛就是两百斤，等于今天的一百公斤。
按照土地面积推算出粮食产量，再按照每亩地八升征收粮租，推算出屯垦区土地总共应该上缴给国家的公粮数目，把这个数字固定下来，就是“户”的由来。比如，六户地，每年上缴六斛公粮；六户半，每年上缴六斛半公粮；上十八户和下十八户，每年分别上缴十八斛公粮。这些地方过去没有地名，久而久之，公粮征收数目就成了地名。以“工”和“户”命名的屯垦点，多数在今天的乌鲁木齐和昌吉地区。
清朝时期的新疆移民政策，很注重移民人口的文化感受和族群认同，这一点做得比现在好，他们很可能借鉴了宋辽金时期辽朝移民政策的成功经验。
辽朝设立上都、下都两个中央政府，上都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是王公贵族们的居住地，也是对草原游牧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下都在今天的北京市，由汉族官员组成中央政府，是对黄河以北农耕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为鼓励宋、金战乱区的汉人往辽国迁移，耶律阿保机极力宣称辽国代表中华民族正统地位，兴建孔庙，开科取士，按照汉族文化传统建设村庄和城池。为了照顾汉族移民的文化归属感，辽朝将农耕地区的行政区域与宋、金统治区域平行命名，你有河南，我也搞个河南；你有山东，我也整个山东。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集中在同一地区安置，河南人来了安置在辽朝的河南，山东人来了安置在辽朝的山东。再住下，州县镇村，一应俱全，只是小了一号，你是从哪个县来的，仍然安置在哪个县，这个所谓的“县”很可能就是一个村庄级规模。但移民们的文化疏离感被消解了，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拜的是同一个祖宗，敲锣打鼓唱大戏，日子过得和中原地区一模一样。
新疆地域辽阔，清朝做不到像辽朝那么细致的地方规划，但尽量保证人口集中迁移、集中居住，尽量采用原居住地名称，尽量保留原居住地文化。于是，在北疆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小一号的内地地名，如，以甘肃地名命名的兰州湾子、凉州户、凉州工、凉州滩、凉州渠、庆阳湖（早期称“庆阳户”）、山丹户、宁州（今宁夏中卫市）户、林州（今甘肃华池县）户、庄浪（今甘肃永登县）户、镇番（今甘肃民勤县）户、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工等；以陕西地名命名的陕西工、武功街、渭户（陕西渭南地区）地、渭户沟等；以其他省区地名命名的河南庄子、天津王庄、广东户、广东地、广东庄子、湖南村、山东地等。
除了乡村和屯垦地区，在城区内也出现大量的内地名称，和今天大中型城市街道地名交叉命名不一样，清朝时期新疆地名完全根据移民群居情况而定，比如奇台的“镇番街”，居住了一大批从甘肃民勤县迁移过来的商贩。比如乌鲁木齐南门的“山西巷子”，是山西票号的聚集区，山西商人曾经在那里结群居住，现在是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地。
纪晓岚被发配到新疆的时候，是清朝往北疆移民的高峰期。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内地移民、地方命名的历史景象：“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纪晓岚在这首诗的后面作了注解，“户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仍谓之某州户，相称亦然”。意思是说，移民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回不去了。官府为了安抚他们对家乡的怀念，从哪个州来的，就以哪个州在当地命名，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称呼一直没有改变。
你是哪里人？我是凉州人。你是哪里人？我是河州人。过去在凉州、河州，现在还在凉州、河州。几千里外的故乡已经改变了模样，这些刻在脑海里的州县和村庄，是对他们对远方故土最后的眷恋。但不管怎么说，像炉火般燃烧的文化深情，把我们的祖先留在了天山南北广阔的大地上，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开枝散叶。
从文化意义上说，清朝比现在做得好，他们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完成了新疆收复以后第一批移民的动员和安置工作，并且让他们扎下根来，成为新疆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文化润疆，从清朝收复新疆的那一天已经开始，只不过，他们紧紧抓住了文化的根脉，我们今天连个毛都还没有摸着。
——维吾尔移民
清朝在新疆的移民屯田工作，由乾隆皇帝亲自规划，亲自主抓。平定阿睦尔叛乱后，乾隆皇帝指出：“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两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
按照乾隆皇帝的最初构想，北疆地区的移民屯垦工作由打算盘出身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负责，他命令兆惠返回北京，讨论移民屯垦事宜。就在这个时候，大小和卓叛乱，兆惠率领四千军兵翻越天山奔赴南疆，一代战神才没有被犁铧和坎土曼埋没，再一次走向铁血疆场。
乾隆皇帝又把屯田任务交给他最为器重的陕甘总督黄廷桂，老成持重的黄廷桂拿出了一个让乾隆皇帝很不满意的方案，黄廷桂计划，从巴里坤到伊犁建设七座城池，并且提交了一份清单，要求移民两万五千人，要求提供籽种八千石、农具六千副、驼马耕牛一万五千头。乾隆皇帝被这个庞大的移民屯垦计划气歪了鼻子，下旨质问黄廷桂，一次性调集满汉军兵和维吾尔移民两万五千人，你怎么安置？乾隆指示，新疆屯垦先从伊犁开始，“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维吾尔人）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
乾隆皇帝最终把伊犁屯垦的任务交给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乾隆在发给阿桂的谕旨中说，“伊犁向为准夷腹地，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乾隆告诫阿桂，驻军屯田是巩固国防建设的头等大事，一定要抓好工作，“不可苟且塞责，存早想京师之念”。种不好地，你别想早早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冬天，阿桂从阿克苏征召三百户维吾尔人，率领五百军兵，抵达伊犁，在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驻扎，拉开了新疆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划时代序幕。一代名将阿桂，大贪官和珅见了都要绕着走路的人，是新疆屯垦戍边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生产队队长。
乾隆皇帝人在北京，却对伊犁的屯垦工作格外上心。他在下发给阿桂的诏书中，事无巨细，都做交代，“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部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方为有益”。清朝文献中的“回人”，指今天的维吾尔人。乾隆皇帝说，伊犁过去的农田，都由维吾尔人耕种，现在南疆地区已经平定，平准战争期间从伊犁逃往南疆维吾尔人要逐步迁移回来。吐鲁番额敏和卓是维吾尔人的首领，把他调到伊犁去，管理在伊犁屯田的维吾尔人。等到大家都学会耕种务农以后，屯田兵和维吾尔人的关系融洽起来，他再回吐鲁番。
从此以后，负责伊犁行政事务的阿奇木伯克一直由吐鲁番额敏和卓的后裔担任。伊犁同治暴乱期间的第二任暴匪首领迈孜木杂特，是吐鲁番额敏和卓的五世孙。
阿桂率领军民在伊犁屯垦种田的第二年，屯垦区迎来第一个农业大丰收。阿桂向朝廷禀报，“获粮食二万四千石，除种地者自用外，还可供上千人来年麦熟前食用”。阿桂提出扩大回屯规模，要求从喀什、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地再征召维吾尔人七百户，使伊犁维吾尔屯垦人数增加到一千户。乾隆批复同意，“伊犁再增回人千余，生齿更觉繁盛，亦于伊犁生计有益”。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屯垦区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平均每人收获粮食四十石。阿桂制订维吾尔人垦区粮食收成分配标准，“给籽种一石五斗，以交粮十六石为率”。从此以后，每户每年预留籽种一石五斗，上缴公粮十六石，余粮归耕种人各家所有，形成惯例。
从1762年开始，清政府加大南疆移民力度，在政策和利益的感召下，南疆维吾尔人纷纷迁往伊犁垦区。到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从南疆迁入伊犁的维吾尔人共6406户，20356口。维吾尔移民全部安置在伊犁河南北岸水源便利地区，设九个屯垦点，分布情况为：海努克600户，哈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济尔格郎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托海600户，霍诺海800户，达尔达木图500户。
伊犁垦区俗称“回屯”，实行定编定额土地承租制，长期沿用阿桂时期制订的粮租征收制度，以六千户为集体，核算、征收，每户每年纳粮16石，每年共征收公粮九万六千石，一成不变。维吾尔人自己开垦出来的荒地不征收公粮，分户、分家也不增加粮租，由阿奇木伯克负责征收，汇总以后，缴入官仓。
1804年（嘉庆九年），伊犁回屯的维吾尔人增长到34300口，伊犁将军保宁将厄鲁特蒙古散闲牧区划为耕地，增设了乌兰库图勒、泥勒哈、乌里雅苏图、春稽四个回屯点，增加4000石地租，公粮征收总额增长到每年10万石。
随着伊犁维吾尔人口不断迁入伊犁垦区，清政府组织八旗和绿营驻军修筑引水工程，增加农田种植面积。1840年（道光二十年），塔什图比引水工程完工，安置新增人口1000户，每年增收公粮16000石。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三道湾灌溉水渠建成，安置新增人口500户，每年增收公粮8000石。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阿尔布孜引水工程完成，安置新增人口500户，每年增收公粮8000石。这一年，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人已经增长到8000余户，约47000余口；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人屯垦点相应增加到17处，每年公粮征收12万8千石，仍然按照阿桂制订的每户每年16石，定额征收。
同治暴乱前，伊犁地区屯垦所得公粮，约占伊犁驻军用粮的四成左右。伊犁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维吾尔人在伊犁屯垦种田，缓解了国家在伊犁驻军的一部分压力，也为自己开辟了一段时间相对富足的稳定生活。
——甘肃移民
伊犁维吾尔移民屯田开始以后，乾隆皇帝指示陕甘总督杨应踞，“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要求甘肃地方政府动员民众，前往北疆屯垦。乾隆认为，甘肃和新疆距离最近，肃州、甘州、凉州、兰州都在内地通往新疆的交通要道上，从甘肃向新疆移民，比内地其他省份长途辗转要便利得多。甘肃荒漠多，耕地少，地瘠民贫，河西走廊干旱少雨；北疆地广人稀，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乾隆皇帝一厢情愿地认为，甘肃民众应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前往北疆屯垦。
甘肃移民动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清政府将新疆移民政策详尽到划拨土地亩数、房屋建造费用、路途盘缠费用、牲口车辆费用、皮衣铁锅费用、籽种及生活补助费用等，仍然无人相应，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关键时刻，老天爷帮了乾隆皇帝的忙。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起，甘肃连年遭遇旱灾，农业歉收，清政府一面救饥赈灾，一面催促甘肃往新疆移民。针对甘肃积欠政府官粮四百零四万石、库银一百三十二万两的问题，乾隆说，“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他认为，移民不力，是因为甘肃民众对新疆缺乏了解，当地政府对新疆的农业生产条件宣传不到位，新疆“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乾隆皇帝要求地方官员，广泛宣传新疆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从当地乡民中选派代表，前往北疆考察。
乾隆皇帝劝导甘肃往新疆移民，几乎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乾隆发布诏谕，向甘肃人民承诺，“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乾隆说，将来新疆人口增长了，生活富足了，国家会在这里设置郡县。你们往新疆迁移一个人，甘肃就能节省出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两头都能走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甘肃再次大旱，朝廷划拨白银二百万两、粮食二十万石赈济灾民，从甘肃移民已经是当务之急，不能再等。乾隆皇帝指示陕甘总督杨应琚，命令他想方设法，劝谕灾民往新疆迁移，“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歉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
首批甘肃移民来自安西、肃州，共206户，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秋天搬迁，历时两个月长途跋涉，于当年冬天到达乌鲁木齐安置。第二年，从张掖、山丹、民乐迁出居民264户，在乌鲁木齐安置。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从敦煌、玉门、肃州迁出180户，在巴里坤安置。这一年，又从肃州、张掖、敦煌迁出518户，在乌鲁木齐安置。
1765年（乾隆三十年），从肃州、高台迁出居民1300户，分别安置于乌鲁木齐、阜康、昌吉、罗克伦（昌吉市北部乡镇）。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从肃州、安西、张掖迁出居民1150户，分别安置在木垒、奇台、东吉尔玛太（木垒县东城镇）、葛根（奇台半截沟）、吉布库（奇台吉布库镇）。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以前，甘肃移民全部安置在北疆东部地区，重点填充乌鲁木齐。从1777年开始，迁入新疆的甘肃移民越来越多，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甘肃移民开始往乌鲁木齐以西的玛纳斯、呼图壁、土古里克（呼图壁大丰镇）等处安置。
伊犁地区请求安置部分甘肃移民，以求实现民族均衡，在中央廷议时被乾隆皇帝拒绝。乾隆皇帝朱批：“必须由乌鲁木齐一带安足，次及库尔喀喇乌苏、精河，逐渐安设，再至伊犁，始觉声势联络”。乾隆中后期，从甘肃湟中、河州等地区迁移大量回民，往伊犁定居。可见，在清朝早期的行政区域规划中，伊犁被定位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关于移民政策，乾隆皇帝指示，“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乾隆要求，移民到达屯垦点以后要有可居住的房屋，并能领到一年的生活口粮。要求分配给土地、家具和籽种，算账要宽裕，不能太拘促。户部根据乾隆皇帝指示，将移民政策进一步细化，除路途和农业生产费用外，每人分配可耕种熟地30亩，6年免征赋税；每户补贴搬迁安置费白银100两，按乾隆中期的粮食购买力换算，每两白银约合今天人民币750元，补贴费用折合今天人民币约75000元。
早期移民的数量和人口，在官方文献中精确到户数和人数。随着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甘肃到新疆的移民数量再没有准确数据。新疆官员上疏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有一些人口安置数字。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上奏，“内地贫民节年搬眷来者已有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户”。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上奏，“截至四十六年止，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户”。
根据现有可查数据，截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从甘肃迁入新疆的移民人口约14000余户，50000余人。在政府组织移民期间，“所有农器籽种及种地马匹，俱系官办”，政府包揽了移民到新疆的一切生活负担，有房住，有粮吃，有地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伐木采煤，养育鸡豚，渐成村落，与内地无异”。消息传回甘肃，更多民众纷纷报名，要求迁移入疆，移民规模越来越大。
1880年（乾隆四十五年），清政府停止了持续二十年的政策性移民，鼓励甘肃民众自发移民，沿途提供生活接济，到点提供房屋、土地和籽种，生活费用向政府借支，不再发放安置费用。政府移民停止后，甘肃往新疆的移民反而有增无减，1795年（乾隆六十年），仅直隶迪化州管辖的北疆东部地区，人口统计已经到3万余户，17万2千余人。
由于地缘相近，风俗和饮食相同，甘肃是新疆人口迁入最多的省份。2018年，甘肃省武威市对新疆武威籍人口做过统计，截至当年，新疆三代以下的武威籍人口约243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武威市现存户籍人口143.7万。数据显示，从2018年开始，甘肃人口开始往东南沿海方向流动，新疆不再是甘肃人口流动的主要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