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举国援疆
—— 回到清朝
“新清史”是美国人最早提出来的学科概念，他们在研究中国清朝历史的时候发现，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清朝历史很不可靠，几乎对清朝持一面倒的否定和批评。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背景的西方政治，对清政府如何把统治区域扩张到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更感兴趣。他们对中国清朝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政府如何完成对中国辽阔疆域的行政管控？作为极少数人口，满清政府如何完成对汉族官僚阶层的有效管理？作为多民族国家，满清政府如何完成对其他民族和宗教的文化统治？
西方帝国主义迫切希望从中国清朝的国家管理模式中汲取经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清朝边疆史首先引起西方政治界的关注，然后进入西方历史学界的研究视野，成为一门新型学科。“新清史”首先是西方概念，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史学家提出来的历史命题。我们今天所谓的“新清史”，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形成的固化意识，认为民国编撰的《清史稿》不行，要推倒重来，这就是“新清史”。而西方政治背景下的“新清史”，是要走出大汉族主义文化阴影，站在第三方立场上，重新审视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和国家管理模式，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总结方法，形成经验：以十二万兵力，取得中国两百多年的管理权，统治了一个四亿多人口的国家，并且使这个国家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梦寐以求想做的事。我们认为是遗毒余孽，他们认为是宝贵经验。
黄仁宇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整地承袭了前朝的制度”。清朝确实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和郡县制度，但明朝的主权范围仅限于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管理模式成熟，管理难度较小。清朝中前期的疆域面积比明朝扩大了一倍，地缘辽阔，民族结构复杂，从行政、法律、财政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进行深度变革，才能适应当时的国家模式和管理需要。比如，在行政方面，清朝以委派“办事大臣”等方式，将行政权力直接延伸到没有完成郡县改制的藩属地区。在财税方面，清朝废除了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按土地多少收取赋税，称“摊丁入亩”。在法治方面，清朝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因俗而治”，出台颁布了《大清藩例》《回疆则例》等各种地方性法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清朝的“协饷制度”，为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性、政策性保障。
我国主流历史，把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疆危机，一般描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渗透。而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进入近代史以后，边疆危机和领土损失都来自中国内部动乱和政治斗争。在国家稳定时期，在国家财政体系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清朝政府一般都有应对和处理边疆问题的能力。问题主要出现在太平天国以后，连续不断的内部动乱，使清朝维持了一百多年的财政运转体系接近崩溃，督抚权力扩大，地方势力抬头，边疆地区防卫力量大幅度衰弱，这是清朝晚期割让领土面积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学者看来，清朝后期出现的边疆问题，是国家财源枯竭导致的问题，和外部势力没有关系。他们认为，清朝时期的国家发展始终和世界同步，没有落后过，枪炮、轮船、纺织机，都造出来了，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化能力。欧美列强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我们认为是半殖民侵略，他们认为看戏要抢个好位置，因为清朝是一个重要国家，所以才会引起世界的重视。
他们说的“财政体系”，就是我们说的清朝“协饷制度”。只有植根于儒家文明土壤里的大一统国家，才有实行“协饷制度”的道德动机和体制能力，这恰恰是“西方文明”学不会、也学不了的东西，那些建立在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上的新型国家，怎么可能领会中国古老文明“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崇朴和厚道？
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是犹太资本操纵下的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型工业国家，对全世界进行的瓜分和收割，表面上是国家行为，实际上是资本行为。西方殖民扩张的背后，有资本势力投资入股，殖民主义的步伐迈到哪里，犹太资本便跟进到哪里，所以他们的殖民组织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公司”。阿古柏暴乱时期，代表英国驻印度殖民政权，到喀什和阿古柏第一次接头的英国商人沙逊，就是犹太人。清朝收复边疆地区，是纯粹的国家行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来都不受资本的掺杂和裹挟，胡雪岩是个典型事例，他把手伸到国家战争机器中来，和犹太资本走得太近，这是清政府必须打倒他的原因。不要以为，腐朽的满清王朝对西方资本主义一无所知。
国家对贫穷落后地区、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投入，持续投入，而且不求回报，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项制度。清朝给新疆的协饷供应总体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最高时期达到六分之一。今天，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实现盈余的省市也只有六七个，仍然有二十五个省区长期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收支平衡。四川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第一大省，但如果把新疆地方和兵团合并计算，新疆一直是全国财政转移支付占比最大的地区，而新疆人口总量不到四川的三分之一。
还有全国各地的援疆资金，还有国家在新疆的基础建设投入和专项资金投入，还有国家给予新疆的各种利益输送和优惠政策。这样的制度优势，这样倾举国之力的相互帮扶，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
—— 钱花到哪了
新疆收复初期，在要不要、守不守的问题上，争议很大，主要原因是对行政成本和驻军成本的综合考虑。乾隆皇帝在说服众大臣的时候，苦口婆心给大家讲道理，说，军队驻扎在哪里都要吃粮发饷，官员分配到哪里都要发放工资，经营新疆，无非是当兵的换个地方吃粮，当官的换个地方发工资，管理成本增加不了多少。道理讲得清楚，实际上是捏着鼻子哄嘴，军队换个地方吃粮的路上成本，也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开支。
看一下换防官兵的待遇：换防军从内地到新疆的行军路途上，军官每人配马一匹，每匹马每天配草料钱（银）一分；每四个兵丁配马车一辆，轮换代步并运输随身物资，辕马草料钱每天一分。到哈密以后，马车改为骆驼，每三个兵丁给骆驼一头，草料钱不变。如果骆驼配备数量不够，则按每头骆驼十八两白银折价，愿意步行到驻防地的兵丁，分摊获得这十八两白银。
再以换防绿营军的饷银为例。按普通步兵计算，每年饷银十二两，战马草料每年折银十八两八钱，伙食费（盐菜费）补助一两，普通兵丁每年支付总额三十二两八钱，约合今天人民币2.5万元。按游击（相当于今天的营长）级军官计算，每年俸薪二百三十一两，每年养廉银六百两，每年战马草料折银六十一两，其他补助三十三两，每年饷银花费总额为九百二十五两，约合今天人民币70万元。
清朝新疆驻军的饷银和各项补贴费用，高于内地约40%左右，高出比例和今天大体相当。
南北疆地区适宜耕种土地多，受农业灌溉限制，可耕种土地不多，大多数荒地都没有开发利用起来，所以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占比很大。道光以前的水利工程集中在北疆，道光以后大力开发南疆农业，水利设施是清朝在新疆中前期最大的一项地方性建设投入。
清朝在新疆的蒙古汗王、维吾尔郡王、宗教人士、伯克和当地招聘的行政人员（通事），全部享受政府供养。要干好，先吃饱，清朝在新疆的公务人员和供养人员，薪资水平普遍高于内地，不但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带着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一起吃好。
四品阿奇木伯克（行政长官），每年获固定俸禄（养廉银）五百银，约合今天人民币38万元；另外提供官田一千亩，允许供养“燕齐（雇农）”五百人。六品伊什罕伯克（负责农业和水利的长官），每年获固定俸银（养廉银）二百银，约合今天人民币15万元，另外提供官田五百亩，允许供养“燕齐（雇农）”二百人。在当地招募的通事（杂役、公务人员），每年获固定俸禄不等。临时招募的务工人员，每年费用支付（盐菜钱）不得少于十两八钱，折合今天人民币，最低不少于8000元。
喇嘛和和卓，每年发放白银一百一十三两，约合今天人民币8.5万元。宗教人士钱没有用处，但养活的人多，所以给钱少，给粮多，一个掌握地区最高宗教权的喇嘛和和卓，每年供应口粮多达7560斛，折合成今天的计量标准75.6万公斤，简直是天文数字。政府认可的最低级别教职人员，每年发放岁银十二两，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每年发放口粮360斛，折合成今天的计量标准3.6万公斤。
给汗王、亲王、郡王们的年俸又不一样，有爵位的王爷和贝勒们一般都田产丰厚，不缺钱粮，缺的是面子。蒙古汗王每年发放白银两千五百两，约合今天人民币190万元；每年发放绸缎四十匹，清朝时期每匹布的标准单位是五丈，每匹绸缎的价格三两到五两白银不等，四十匹绸缎的价值不算很高，皇家御赐的衣服穿在身上，是赏给王爷们的面子。
亲王每年发放白银两千两，约合今天人民币150万元；每年发放绸缎二十五匹。郡王每年发放白银一千二百两，约合今天人民币90万元；每年发放绸缎十五匹。贝勒每年发放白银八百两，约合今天人民币60万元；每年发放绸缎十三匹。清朝在新疆册封的最低爵位是抚国公，每年发放白银二百两，约合今天人民币15万元；每年发放绸缎七匹。
新疆地处偏远，怎么会冒出这么多的汗王、亲王、郡王和贝勒？平定准噶尔后，厄鲁特蒙古还在，土尔扈特蒙古回归，这些部落的首领都是汗王级别。哈密王家族世袭郡王，新疆同治暴乱时，哈密王伯锡尔为国殉难，被追封为亲王，家族享受亲王待遇。吐鲁番额敏家族、库车鄂对家族，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有功，世袭郡王。乌什白山派首领霍集斯，平准战争时期早早归附清朝，获封贝勒。大和卓波罗尼都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萨木萨克，是叛匪首领张格尔的父亲，在浩罕国流浪、乞讨，清政府多次派人招抚，要求他回国，承诺封赏的爵位和待遇，也是贝勒级别。
—— 协饷历史
协饷制度起源于明朝。明英宗时期，贵州发生洪涝灾害，交通受阻，赈灾粮款运送困难，朝廷要求邻近的西南各省就近“协济”。救灾结束后，从国库调拨银两，返还给“协济”省区。
贵州赈灾给大明王朝提供了救灾应急的新思路，各地发生灾情，直接从邻近省份调拨资金和物资，简化赈灾程序，缩短赈灾时间。从明代宗四年（1453年）开始，各省“协济”到灾区的钱粮不再返还，从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政的赋税中直接折抵，称为“折色”。
明朝的“协济”制度仅限于赈灾，没有在全国财政系统内全盘应用，没有形成固定的国家财政制度。
满清取得政权后，认为明朝的财政运转流程太麻烦，地方上缴中央，中央再划拨到地方，费时又费力，军队就近吃粮，用不着来来回回的弯弯绕。从顺治年间开始，军队行进到哪里，由当地省区筹集粮饷，就地供应，不足部分再从邻省调取，总盘子由中央户部掌握，通盘运筹，相互调剂。
清朝的协饷制度建立初期，运行体系不完善，出现很多问题，拿出去的多，折回来的少。各省明白过来以后，纷纷捂紧自己的钱袋子，找各种理由推诿扯皮，战争地区反而出现无粮可吃、无钱可发的情况，湖南、陕西、福建、江西等省纷纷上疏哀告，“楚兵需饷甚殷，再祈亟赐题催，早济饥军事”；“秦川兵饷半年无支，伏乞饬部专催”；“恳皇恩急催协饷，以济（福建）万分紧急军需事”；“江省兵火之后并征维艰，各属呼应不灵”。
到顺治晚期，协饷制度才逐渐打磨成形，开始有序运转。一方面，中央财政对各省收支情况已经有了基本摸底，协饷摊派不再简单粗暴，基本能做到精准规划和合理调拨；另一方面，清政府将协饷制度与各地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拿住了官帽子，就捏住了钱袋子，协饷制度在全国迅速、高效地运转起来。
户部在下发给各省的公文中说，“如司道不遵，该督抚即行题㕘。如督抚徇情不㕘，本部竟行具实指㕘也”。㕘是“参”的异形同音字，是“参劾、弹劾”的意思。这份由户部下发的文件，获得顺治皇帝强力支持，处罚的事例没找到，奖赏的事例有很多。河南右布政使杨思圣，如期完成调拨给山东和湖北的协饷任务，升任四川左布政使。江西巡抚张朝璘，亲自解押协饷到广西交付，加封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
到康熙年间，协饷的落实执行和责任追查更加严厉。康熙四年，辅政大臣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各省兵饷、协饷，定为五分，限四月内完成二分半，九月内全完。如行师大兵军饷、协济别省钱粮，或迟或误者，革职”。又谕令户部，“嗣后拨饷时务拨实在款项，严定限期解送，或因别故，将别项钱粮协解，该督抚速行题报。其违限，及借端推诿者，作何处分，尔部详确议奏”。意思是，调拨到各省的协饷必须是实款实物，限期送达。如果有特殊原因，可以从其他资金中挪用，但总督和巡抚要如实上报。对于违犯期限和推诿扯皮的官员怎么处理，让户部拿出意见。
户部意见迅速呈报到十二岁的小皇帝面前，“如藉端捏诿，谎行题报，或所缺钱粮不动别项钱粮抵解，以致迟误者，该管官革职，布政使司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二级留任”。再次强调，协饷凑不够，可以从其他资金中挪用。如果连挪用专款的本事都没有学会，耽误了协饷调拨，当事官员革职处理，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布政使（省长）降职调离，负上级责任的督抚（大区领导和省区书记）降两级留任。
雍正是个背负着天然使命的改革皇帝，在他手上，清朝的协饷制度进一步细化、深化、流程化，协饷调拨和国家财政的对接更加紧密。雍正规定，春造册，秋划拨，冬估算。各省在入春以后呈报库存官银和粮食种植情况，户部统计以后，大致预算出本年度各省财政收支，形成初步的规划方案。入秋以后，各省再呈报当年实际收支，户部对方案进行调整，下发给各省执行。“春秋二计册报实存银数，酌量存留本省，以备协济邻省兵饷，并别有所需请拨用外，其余银悉令解部”。入冬以后，中央和地方分别对年度财政收支执行情况进行决算，结余钱粮造册、登记、入库，决算结果上报户部。
“及至下年份春季，各省督抚应将库存银两实数造具清册报部，户部复核各省库存数后，除照上年各省造送冬估册中，上半年份应支奉饷数额留存本省支用外，余由户部指定款额，拨交其他省份之收支不敷者，是为协饷”。在顺治、康熙、雍正祖孙三代的精心打磨下，协饷制度成为中国独特的财政运行模式，进入程序化运转轨道。
—— 像一只蟾蜍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收复新疆全境。从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天起，举国援疆的宏伟大幕正式拉开，除甘肃外（财政与新疆合并），全国十七个省级行政区，全部承担起新疆的协饷的供应任务。
万里路途，一百五十年历程，在没有纸质货币、没有银行汇兑、没有汽车火车、没有手机电话的年代，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出发，从广东出发，从福建出发，人拉马驮，跋山涉水，步行穿越中国由南到北、从东到西最漫长的地理线，把一锭锭白银解押到新疆，把一车车粮食运送到新疆。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团结进取的力量，撼天动地！
清朝给新疆的协饷供应持续了一百五十二年，协饷、专饷、捐饷总额高达四亿两之巨，清朝时期的新疆，地方财政收入到底有没有？有多少？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的《军机处附录奏折》中，有新疆收复初期各地军事主官呈报给中央政府的专折资料，“经两次大兵，又阿睦尔撒纳焚掠之后，众厄鲁特数年来未能耕种，畜牧抛荒”。“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南疆各地“遭准夷杀戮及两和卓木蹂躏之后，人烟减少，户口凋残，以致土地荒芜，回众穷困”。
乾隆皇帝指示兆惠、舒赫德等人，对准噶尔统治时期和大小和卓统治时期，南疆地区的赋税情况进行调查。各地办事大臣奏报：
（喀什）噶尔丹博硕克图初收回众时，定额每年交纳二万六千腾格钱；策妄阿拉布坦时，亦照此例行。迨至噶尔丹策凌时，加增至六万七千腾格钱。每年又纳毡子四个、绒毛高毡四个、喇嘛毡衣、氆氇章岔、氆氇帽各二十六件；厄鲁特为首台吉嫁娶及唪经、更换台吉等事，酌量交纳。
（叶尔羌）前噶尔丹策零时，每年贡赋交纳十万腾格。此外有金税、贸易、缎布、牲只等税，喇嘛毯罽、果园、葡萄，虽按则征收，全完者少。
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赐遗。少不如意，其从人恣行抢掠。故至今乡有小回酋埋藏米谷、财物于地下者。
（大小和卓）凡所需钱粮、布帛，以及应用什物、力役、差徭，并不论人丁、地亩之多寡，均系任意摊派。
从以上汇报可以看出，准噶尔统治时期，古首领婚嫁丧娶，蒙古台吉人事更换，各家各户也要交纳额外钱财。准噶尔统治者不但征收高额赋税钱粮，还要征收喇嘛穿戴的衣服和帽子，还要征收喇嘛庙铺设的地毯。准噶尔头目每到一个地方，要供奉酒肉和妇女，走的时候还要索取财物，不给就抢，所以南疆的维吾尔人普遍有挖掘地窖，藏钱藏粮的习惯。
兆惠当然对维吾尔人在地下埋粮的习惯很熟悉，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兆惠率四千清军被围困在黑水营（今泽普县境内），差不多有六个月时间。多亏当地维吾尔人告密，清军从地下挖掘出大批粮食，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大小和卓叛乱时期更为粗暴，不论人丁多少，不论土地大小，任意摊派，不给就抢。舒赫德在奏报中说，喀喇沙尔（焉耆）曾经有一个维吾尔村庄，“不堪其扰，死绝逃亡，地遂空虚”。死的死了，没死的逃了，整个村庄沦为一片空旷的废墟。
收到南疆奏报，乾隆皇帝多少有一些统治者的悲伤，颁布诏谕，“薄取其赋，除去准噶尔一切苛政”，“议定正项钱粮大数，征收时听其纳者之便，以缓民力”。意思是说，赋税还是要收的，标准可以定得低一些。至于能不能收上来，根据农民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能缴多少算多少。实在不愿意缴纳，也就算了，要想办法缓减老百姓的压力。
根据乾隆指示，南疆各地分别制订出减税、征税标准。其中，喀什呈报的征税定额为，“岁征粮四千帕特玛，钱六千腾格，棉花、红花照旧输纳，作为一年赋税”。乾隆皇帝在奏折上朱批，“霍集占入城，额外科敛，及逃窜时，又行抢掠，回人生计颇艰”。乾隆要求，喀什赋税“宽宥一年”，减免以后再打折，“每年止交粮一千四百帕特玛，各项谋生人等，交一万二千腾格”。各项谋生人等，指的是来往做生意的人。这是去除今天南三县（泽普、莎车、叶城）以后，整个喀什地区的赋税征收总额，大约等于准噶尔时期的17.6%。
不久以后，清政府追加南疆税收政策，“加以任土作贡，纳赆输琛”。意思是说，可以用当地的土特产交纳赋税。列出的名目有，“阿克苏之桑椹，叶尔羌之石榴、苹果、木瓜，以及回剑、回斧、玉把、匕首，麟趾，裹蹄之金”。当地的水果、工艺品，英吉沙小刀，玉石把件，马蹄金，都可以用来缴税。
帕特玛是准噶尔人的计量单位，腾格是准噶尔人的货币单位，乾隆皇帝精通蒙语，他懂，我们不懂，没法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和货币单位。从嘉庆年间存留的两份新疆财政收入档案，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到新疆当时的财政收入情况：
回疆（南疆）地区：房租银11800两，牲畜税银3900两，房租税契银150两，商民垦种菜园地租银940两，户民耕种粮田地租银150两，煤窑征税437两。当年收入合计，白银17600两。其中最大的一项收入，是房租费。
伊犁地区：房租、地租银19090两，官兵领买各项银60470两，宝伊局铸钱、搭放兵饷节省2230两，每年调奉饷银内节余7100两。当年收入合计，白银88900两。除房租、地租外，其余收入全部和驻军有关，赋税为零。
清政府在新疆的札萨克地区（蒙古部落和吐鲁番、哈密地区）不收赋税，不征徭役，田租和人丁税归汗王和郡王们所有。北疆是甘肃行政管辖区，财政收支并入甘肃，没有独立数据。所以，清朝能计入新疆财政收入的部分，只有南疆和伊犁。
从嘉庆年间起，南疆开始对中亚商人征收商税，每年增收白银约十余万两。各项收入合计，从嘉庆到光绪，新疆财政收入长期保持在白银20万两到25万两之间，不到财政开支的一个零头。
太平天国以前，在国家财政收入较好的年份，皇帝要推出“加恩蠲免”政策，减收或免收一部分地区的赋税钱粮。新疆属于灌溉农业区，能耕种的农田都不靠天吃饭，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按清朝惯例，这样的地区一般都不在“加恩蠲免”范围内。乾隆是个好面子的皇帝，崇尚“四海一家”的治国理念，他要求各项政策在新疆必须雨露均沾，要让少数民族切身感受到国家给予新疆的种种好处。
新疆的“加恩蠲免”政策和甘肃挂钩，无论有没有灾害，只要甘肃“加恩蠲免”，伊犁和南北疆也跟着享受。如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清政府通知，“蠲免内地各省应征的诸项钱粮，甘肃临边各属的番粮与草束亦被一体免除”。第二年，清政府再次推出减免政策，“所征额粮著一体加恩，照内地河东、河西额征屯粮、草束，蠲免三分之一，俾新疆编氓普沾渥泽”。
按照清朝惯例，各地发生灾情，根据受灾情况给予赋税减免，称“遇灾蠲免”。针对新疆的“遇灾蠲免”政策，乾隆皇帝发布专门诏谕，“回人所种地亩，俱资灌溉之利，虽不虞旱涝，而虫鼠为耗，致成偏灾。虽不必尽照内地蠲账之例办理，而视其被灾分数酌量减免，伊等自感出望外，且实与生计有裨。将来各城回子所种地亩有成灾者，著各该驻扎大臣，悉查勘收成分数，定议办理”。乾隆说，维吾尔人耕种的田地，虽然都是水浇地，不会遭受旱灾，但虫灾和鼠灾也是灾害，要根据受灾情况给予减免。这不是额外恩赏，是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如果维吾尔人耕种的田地遭受灾害，各地办事大臣要认真勘察，拿出减免方案。这份诏谕多少有点作，没事找事，没灾找灾，总而言之，乾隆一定要让新疆人民感受到大清皇帝的亲切关怀。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阿克苏地区发生蝗虫灾害，地方官员没有上报，伯克们照例向农民征收粮赋。乾隆终于抓住了亲切关怀灾区人民的机会，下旨严厉批评地方官员处事不当，然后指示，“回子等若难以交纳粮石，自应缓征或蠲免”。当年，阿克苏地区应征粮款全部免除。
在大清国浩荡皇恩的普照下，新疆被养成一只金光灿灿的蟾蜍，只吃不拉，只进不出。乾隆时期，每年从内地调拨到新疆的协饷在110万两到130万两之间，收入和支出都能查找到精确数字。乾隆以后，新疆的协饷数目越来越大，资料也越来越模糊，只说给了多少，不说花了多少，已经进入一种制度性疲态。道光年间，新疆协饷数目基本保持在400万两到450万两之间，咸丰初期仍然保持这个数目。
从太平天国暴动开始，新疆协饷开始下滑。1858年（咸丰八年），户部分配到各省的新疆协饷应解数目408万两，实际解押到位244.5万两。新疆已经坐在火药桶上，什么时候点燃，谁来点燃，都不知道，但注定会有爆炸的一天。钱是新疆的命，更是新疆的宿命。
—— 边疆告急
新疆协饷分三个区域调拨和核销：
前准噶尔地区，伊犁将军府衙门申报，陕甘总督审核，户部调拨，再由陕甘总督审计、核销。
南疆地区，各地办事大臣直接向户部申报，户部审核后调拨，但年终要接受陕甘总督审计，然后核销。
北疆地区，含乌鲁木齐都统管理的满人事务区，甘肃布政使申报，陕甘总督审核，户部调拨，陕甘总督审计、核销。
为保证新疆协饷及时到位，甘肃预先筹划并准备好一年的费用，在藩库储存。接到户部文件后，提前划拨给新疆，再督促、接收陆续送达的各省协银。“新疆南北两路每岁应需兵饷等项，向系各该将军参赞都统大臣等核明确数，豫先一年在甘省奏调备用，仍由陕甘总督将奏调各数归入甘省兵饷，于年终造册清估”。所以，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中，新疆协饷又被称为“甘肃协饷”。通常情况下，甘肃会截留三分之一，用于协银解运和粮食物资运输。甘肃兵饷也占一部分，但甘肃驻军大多数是新疆的战略控制部队，最终用途基本归于新疆。
咸丰以前，新疆协饷供应总体上是良性的，没有出现过大的危机。1851年（咸丰元年），甘肃藩库存银除了预备给新疆一年的协饷，还有未解押到甘肃的138万协银，新疆财政运度充裕。从1854年（咸丰三年）起，太平天国暴动，新疆协饷形势迅速恶化。这一年，除山西、安徽两省协饷解押到位，其余各省全部出现拖欠情况，甘肃原应收到新疆协饷380万两，到解押期限为止，只收到108万两。
太平天国越演越烈，新疆财政收支也越来越困难。1855年（咸丰五年），甘肃只收到各省协饷41万两，把甘肃藩库存银全部凑起来，都不够新疆应拨款项的一半。陕甘总督易棠给军机处的奏报中说，“近年各省欠饷奏咨频催，积牍如麟。无如各省但知自为筹计，于应解甘饷百无一应，司库搜罗已尽，众口嗷嗷，岂能坐以待毙？迫切情形，实岌岌乎不可终日”。易棠抱怨说，催促协银的公文发了一遍又一遍，但各省只管自家的炉灶，对甘肃协饷都不吱声。甘肃官库的银两已经搜刮干净了，面对一张张吃饭的嘴，我们难道要坐以待毙吗？易棠的抱怨当然有理，但各省也有各省的难处，太平天国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四面着火，遍地狼藉，谁还顾得上甘肃和新疆呢！
同治以前，从全国各省调拨给新疆的协饷，河南占比最高，几乎承担了新疆一半协饷的筹集任务。陕甘回乱初期，捻军进入河南，河南自顾不暇，积欠新疆协饷三十五万两。河南巡抚陆应谷上疏哀告，“为了防剿太平军，豫省需用耗繁，入不敷出。原应拨给甘肃咸丰二年兵饷十五万两，三年兵饷四十万两，除已起解银二十万两，实在无款筹解，共欠解银三十五万两，请户部另行筹拨”。右手打战，左手筹钱，勒着裤腰带给新疆解送了二十万两，还有三十五万两欠款，实在没有办法了，请你们麻烦一下别人吧。
1856年（咸丰六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上奏，“欠饷至一千零七八十万之多，而口外（新疆）防兵，又复嗷嗷待哺，各省协饷，任催罔应”。为应付开支，陕甘总督易棠报请朝廷后，命令新疆，动用存储在伊犁、叶尔羌、阿克苏三地的官库“封储银”。新疆的财政储备本来就不多，把官库存银全部拿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应付一两个月的官兵口粮。乌鲁木齐都统平瑞上奏军机处，“兵心惶惶，而本处搜罗罄尽，无可再挪”。
1858年（咸丰八年），陕甘总督易棠上奏，绝望地说，“今新疆各城空泛已久，待饷迫切，甘省藩库筹垫已尽”。这才是新疆同治暴乱的真实背景，没有强大的经济命脉，就没有强大的边防力量。所以，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的边疆问题不来自外部压力，而来自内部瓦解。
比如平定张格尔叛乱，道光皇帝命令陕甘总督鄂山“专办军需粮饷事宜”。陕西方面报告，“司库已拨解银四十万两后，还可以续拨银五十万两”；甘肃方面报告，“司库拨了三十万两后，还可以续拨三十万两”。鄂山汇总陕甘两省情况，上奏道光皇帝，大军进入新疆以前的“军费足敷应用”。户部命令，河南、山东、山西三省解拨新疆军需四百万两，要求派十八名道府级以上官员押送，限期到达，承担本次协饷任务的三个省全部如数、如期将专款解押到新疆。广东洋商伍敦元捐助军费六十万两，广东盐商李念德捐助军费四十万两，两淮地区的盐商集体捐助军费二百万两，浙江商人集体捐助军费一百万两。加上中央财政划拨的国库存银二百万两，本次战争经费共一千一百七十万两，第一时间筹集到位，并运送到前线。在全国各地高效运转、有力配合下，张格尔叛乱迅速平定，叛匪首领张格尔被抓获，押送到北京凌迟处死。瘦小的道光皇帝，做了一件他爷爷一辈子想做但没有做成过的事。
1860年（咸丰十年），新疆形势越来越严峻，官兵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这一年，甘肃只收到邻省陕西解送的协银一万五千两，其他各省全部挂零。伊犁将军常清奏报，“伊犁官兵俸饷，积欠过多，节经降旨饬催迅解，未能应期解到。该兵丁全藉俸饷为生，当差不无苦累，各营员弁所禀，亦系实在情形。着札拉芬泰、法福礼，严饬各营员弁，实力开导，遍行晓谕，不得藉饷缺为词，致令别滋事端，将此谕令知之”。伊犁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全部是驻防军，家属随军，一人当兵，全家吃饭。一旦欠薪欠饷，全家人都要跟着饿肚子，将军府派人挨家挨户做工作，希望大家不要出来闹事。
巴里坤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一年持续大雪，男女老少全部穿着单衣过冬。巴里坤向哈密借钱，承诺甘肃饷银到位后如数归还。结果，甘肃的饷银一分都没有下来，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哈密驻军也穿着单衣熬了一个冬天。
这一年，清朝中央财政极度恶化，各省申报上来的国库收银（京饷）有五百万两，大部分被太平军截获，国库只收到一百一十万两。中央政府的费用开支都出现问题，新疆协饷哪里还有着落。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的火药桶终于被点燃，库车、吐鲁番、奇台、阜康、伊犁、喀什、和田等地区先后暴乱，从内地到新疆的交通路线完全中断。两宫皇太后从废墟里扒出一点碎银子，想方设法往新疆输送，却送不进来，眼泪巴巴地跺脚着急。
整个同治暴乱时期，国家给新疆的财政供应一直都没有停过。那段时间的新疆协饷，一部分送到布伦托海（福海），被办事大臣李云麟截留。一部分送到甘肃，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收支。最后一部分送到沙俄境内，供应给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开支。
李云麟是曾国藩的门生，曾经在曾国藩和左宗棠帐下担任幕僚，官当得不大，因为对新疆问题指手画脚，名气很大。据说是曾国藩推荐他来的新疆，任布伦托海（福海）办事大臣。清朝的办事大臣一般由满人担任，李云麟出身汉军正白旗，勉强也有这个资格。他三天两头给朝廷汇报，要招兵买马，要收复乌鲁木齐。叫喊两年多，把锡纶都气跑了，他连根毛都没有收复回来。在塞防海防之争中，李云麟是坚定的海防派，得罪了左宗棠。刘锦棠收复北疆后，他劝说刘锦棠放弃南疆。新疆建省初期，李云麟通过各种渠道上疏，强烈反对新疆建省，他一直在劝说大清国的朝臣们，新疆是个无用之地，丢掉算了。
成禄被左宗棠三次弹劾，判了斩监候，历史评价很坏。但客观来讲，成禄拿到手上的新疆协银一分都没有浪费，他带着八个人赴新疆上任，马文禄在肃州暴乱，成禄滞留在甘州八年，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整齐的新军队伍，在河西走廊腹地长期和马文禄回匪周旋。因为有成禄的这支队伍，河州回匪、青海回匪和肃州回匪才没有连成一片，陕西回匪向西窜逃才会从西宁绕行扁都口这条路线。金顺从甘肃带进新疆的二十九个整建制营，是成禄在甘凉二州拉起来的队伍。成禄招募新军，靠的是大清国从北京千难万险送来的银子。他能凭一己之力，训练出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部队，说明他没有历史写得那么差。
伊犁沦陷后，伊犁将军明绪殉难，参赞大臣荣全赴俄国救援，幸免于难。清政府命令流亡在沙俄的荣全署理伊犁将军，随着任命书一起送达的，还有白花花的银子。从那时候起，流亡在外的荣全又成了中央财政的另一条新疆补给线，荣全收容、招募逃亡在境外的清朝溃军，组成新军，和蒙古民兵联合作战，收复塔城。然后一路向南，收复库尔喀喇乌苏，和活跃在西线的徐学功、赵兴体民团联成一片，切断了伊犁到玛纳斯的叛匪援助通道，一直坚持到清军收复伊犁。
—— 两个左宗棠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闹到甘肃和新疆，但对西北边疆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破坏极其巨大，直接导致了新疆同治暴乱、阿古柏叛乱、沙俄入侵等一系列事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总督的权力被扩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松散，协饷奖罚制度开始失效。
1861年（同治元年），户部分配给山东的协饷任务是九十六万两，山东以本地战乱为由，请求改拨四十六万两，户部不准。山东干脆一分钱都不给了，在上报给户部的文件中说，“大兵云集，用项较多，请将地丁银两无论征存多寡，先尽东省军需备用，甘饷暂为停解”。户部当然不会同意，一再严令催促，而山东方面表示“筹款维艰，先满足本省军需”，拒不执行协饷的任务。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中央财政已经不能发挥钱源调拨的基本权力。
河南的情况也一样，当年承担的甘肃协饷任务仅为二十万两，河南仍然以“委属无款可筹，骤难报解”为理由，拒绝执行。户部翻开奖惩制度，要求将河南巡抚降二级留任，河南藩司降三级调用，但军机处给的批复是“复蒙圣慈，有级准抵，不予严谴”。在户部请求对山东巡抚、藩司的降级惩处议案中，军机处同样批示“准其抵销”。也就是说，只要地方官员以后能补上欠额，便可以不追究责任。紫禁城里两个权力最大的女人也在顾全大局，她们知道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出现的困难，不愿意进一步扩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裂痕。
新疆协饷引起的地方利益之争，在左宗棠身上表现得最为极端，黑白美丑，淋漓尽致。
1864（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战争接近尾声，南方省区的生产建设逐步恢复，户部要求浙江解银三十万两调拨甘肃。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指示浙江布政使，直接回文拒绝，“浙省各郡县被贼踞扰数年之久，地方糜烂几遍。见虽次第克复，渐就肃清，而蹂躏之余，疮痍未复，岁赋率多蠲免，即启征各郡县亦因兵燹之后，人物雕残，田土荒芜，刻下本省兵饷军需均属积欠甚巨，自顾不遑，请全数改拨”。大意是说，浙江被太平军蹂躏了好几年，地方财政已经烂得不能再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也迫切希望中央能给予浙江一些赋税减免政策。这些年，浙江积欠的军费数目也很巨大，我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钱协济别人？请中央安排别的省去协济吧，我们没钱。
左宗棠在浙江上报给户部的文件上签署，“浙省新复之区，情形万分竭蹶，迅将应解甘饷敕部另筹改拨”。浙江是刚刚光复的地区，这里的情况也很严重，请你们尽快把甘肃协饷任务安排给别人，浙江给不了。
户部搞不定左宗棠，军机处亲自下命令，“惟甘省饷项奇绌，仍着左宗棠无论如何为难，先行设法筹解若干以济急需”。要求左宗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左宗棠再次回绝。
军机处退让一步，“见今各省均有协拨甘饷并新疆军饷，实无可以改拨之处。令其先筹银十万两，其余奉拨甘饷亦应尽力陆续筹解，以济要需”。各省都已经承接了甘肃协饷任务，实在没有地方改拨了。要不就先给十万两，其余部分再陆续调拨。左宗棠还是不答应，“浙省兵燹之余，情形万分窘迫。奉拨先筹甘饷银十万两，敕部仍另改拨，避免贻误要需”。十万两我也拿不出来，你们赶紧想别的办法，不要耽误了国家大事。
军机处再退一步，提出最低要求，给甘肃调拨十万两，给杨岳斌部队调拨八万两。杨岳斌和左宗棠是湖南老乡，都出自曾国藩的湘军。军机处以为，这个面子你不应该再驳回了吧？没想到，左宗棠仍然拒绝给甘肃调拨的十万两，给杨岳斌打了个对折，只答应拨给杨岳斌部队四万两。
四个月后，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有慈禧太后授予的参奏弹劾权，左宗棠高举尚方宝剑，严厉要求各省兑现甘肃协饷。到1875年5月，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甘肃藩库共收到各省协银和借款3900多万两。按清朝例制，陕甘总督负责新疆钱粮筹集，但在景廉负责新疆军务时期，新疆没有从左宗棠手上拿到过一毛钱。
左宗棠只是极端事例，新疆协饷导致内地各省苦不堪言，也是事实。山西巡抚鲍源曾经上疏诉苦，“以山西而言，岁入之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饷固本饷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饷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1874年（同治十三年），金顺领军准备出关，左宗棠督促山西完成协饷任务，山西省向日升昌票号借款21万两，可见山西的财政状况已经窘迫至极。
平定陕甘回乱，河南往甘肃派出两支军队，分别是嵩武军和毅军。左宗棠收复新疆，两军跟随刘锦棠进疆，全程参加了新疆的平叛战争。按照太平天国时期形成的惯例，各省军队分别由各省供养，部队在别处打战，钱粮得由本省供应。既要养活军队到新疆打战，还要承担新疆的协饷任务，河南实在绷不住了，巡抚钱鼎铭上奏，“嵩毅两军先后出关，豫省库款支绌，兼顾不遑，请将奉拨协饷暂予停缓”。钱鼎铭不敢像左宗棠那样理直气壮地拒绝，只能请求“暂予停缓”。钱鼎铭在奏折中说，“帑源搜括靡遗，司库一空如洗，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塞防和海防之争，表面上是国家战略之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在这场思想辩论中，多数省份站队海防，主要原因，是内地各省饱受新疆协饷之苦，已经到了心理崩溃的程度。
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南方省区经济回血速度很快，传说中的“同治中兴”是真的不是假的，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两个女人，智慧和能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太平天国的政治后遗症也很严重，督抚权力加强，地方主义冒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出现裂痕，南方和北方出现政治分化。这也是清末革命在南方爆发的深层背景。
从1866年到1874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期，全国各省调往甘肃的协银4059.81万两。协饷数目最大的省份，恰恰又是曾经一毛不拔的浙江。仅浙江一省，七年往甘肃解押的协饷数目，高达687万两之巨。
—— 强人的力量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迎来的当头第一棒，不是回匪凶悍，而是手里没钱，当家才知柴米贵。
左宗棠二次抵达陕西后，军机处命令安徽金运昌部队增援陕西，归左宗棠节制。安徽方面拿不出军费，左宗棠从自己部队中抽调11万两垫付给金运昌，要求安徽限期归还，但安徽一直还不上这笔款。
左宗棠到陕西，户部通知各省应解协饷共二百三十万两，而左宗棠实际收到七十余万两，不到应解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宗棠这才认识到陕甘总督的难处，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哀叹，“陕甘所急者，饷。为陕甘谋者，宜先集饷，不再增兵。各省之增兵，则陕甘之饷绌”。“军兴以来，饷绌兵增，遂致困敝，不可收拾”。左宗棠说，陕甘地区最急的问题是凑钱，而不是增兵。现在的出路，应该先找钱，不能再增兵。部队进来越多，钱粮分配越少，这是一个死结。
左宗棠不愧是政治强人，他迅速拿出解决办法。按照户部下发的文件，全国各海关应该起解到陕甘的协饷全部没有到位，左宗棠让海关出印票，加盖自己的陕甘总督印，交给胡雪岩，抵押给国外洋商，获得贷款一百二十万两，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军费。1868年（同治七年），左宗棠再次通过胡雪岩，把海关欠协二百万两印票抵押给洋行借款，被朝廷干预，只允许他借贷一半。
胡雪岩借款的利息和抽成极高，占借款总数的四成以上。左宗棠进疆前，老路重走，再请求向国外洋行借款一千万两，十年分期还款，利息高达六百万两。在意见征询时，沈葆桢、丁日昌等人极力反对，各省表示，宁愿提前预支一年零三个月的协饷任务，也不愿意分摊这六百万两的巨额利息。但左宗棠仍然通过胡雪岩的阜康票号经手，向国外洋行借款八百万两，最终还款高达一千三百万两。清政府秋后算账，打倒胡雪岩，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新疆埋葬掉了胡雪岩。
从1868年开始，东南各省逐渐成为新疆协饷的主要来源。左宗棠总结说，“查部拨西征军饷，一岁应解之数，虽有七百余万两，其实在可靠之专款，向以东南七省厘金为大宗”。这时候，南方地区已经进入商业化初期，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以地丁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北方省区，对新疆的协饷任务急剧降低。
左宗棠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呈报朝廷的奏折中说，“从前发逆捻逆未平，天下之患在东南财富之乡。中原腹心之地，势固难以全局注之西北一隅。兹幸各省解严，而节出之饷需，赢余之厘金、洋税不下千余万两，用东南之财富，赡西北之甲兵，各省势本有余，而陕甘则得半斯足矣”。他说，太平天国和捻乱没有平定以前，中国的问题在东南，国家的钱袋子被人拿走了。仅靠中原地区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西北边患问题。现在，内地各省已经从战乱中走出来，节省下来的军费，增收上来的商税和海关税，每年都在一千多万两。从这些钱里面拿出一半，就足够解决陕甘（新疆）问题。
从1875年清军出关，到1877年收复南疆，从全国各地调拨到新疆的协饷总数2670万两，从国外洋行借款800万两，从国内商号、票号借款469万两，实际军费开支约3900万两。
从1877年新疆收复，再到1884年新疆建省，平均每年调拨到新疆的协饷费用，一直保持在700万两左右。
关于左宗棠新疆用兵时期的军费开支，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说法。3900万两，是1875年清军进疆、到1877年收复新疆，这三年的费用，不包括1864年新疆暴乱到1875年景廉离职这十年的费用。6700万两，是1866年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到1877年清军收复新疆，这十一年的费用，也是平定西北回乱和阿古柏暴乱的总费用。8400万两，是1875年清军进疆、到1884年新疆建省，这九年时间的费用，也是九年调拨给新疆的协饷总额。
—— 建省前后
左宗棠离开陕甘后，新疆协饷又成了问题，各省、各海关积欠新疆协饷的问题再度严重。1882年（光绪八年），刘锦棠上报户部，“本年各省关协饷起解寥寥，不仅关内外遵旨裁撤的各营旗，应发给的欠饷无从筹给，就连防营每个月需要的现饷，也属异常支绌，转瞬间饷项即告罄。在洋款未便再借的情况下，不得不于户部暂借巨款，以资接济，希望能在各省关应解西征协饷项下，酌量摊划，定限归还”。在各省协饷不到位的情况下，刘锦棠向户部伸手借钱，被户部驳回。
这一年，新疆仅军需一项，已经暴增到七百多万两。加上甘肃的协办和解押费用，加上新疆的行政和民事费用，新疆协饷几乎占到大清国当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
1882年（光绪八年），新疆实拨协饷总额900万两。
1883年（光绪九年），新疆实拨协饷总额1450万两。
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实拨协饷总额1527万两。
形势所迫，新疆建省已经迫在眉睫。刘锦棠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说，“臣原议请设甘肃新疆巡抚藩司，未可再缓。镇迪道属之兵既作抚标，倘缘节费。不亟设省，别无钤辖之方”。左宗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窃计改设郡县，经出经入费用，较之从前部拨常年实数，不但无增，且可渐减。诚及此筹议兴办开设行省，于国计边防，无不裨补”。
对新疆连年增长的协饷供应，各省普遍产生抵触情绪，认为新疆是个填不完的坑，“耗中事西”的言论再度冒头。如果长期依赖协饷供济，一旦内地断供，新疆必定会出现新的危机。西方研究者认为，新疆建省，和我们自己所说的防御外敌入侵没有必然关系，是经济压力和人口增长促进的结果。
为什么行省建制，能够减少行政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呢？第一，驻军常态化，不再调兵换防，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第二，废除伯克制度，废除和卓制度，官员薪资和内地持平，大幅度减少行政开支；第三，土地开发不受限制，增加移民屯垦和农业种植面积；第四，开发矿产业，发展商贸业，增收商税厘金，等。
事实上，新疆建省以后，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都实现大幅度缩减，新疆协饷不再要多少、给多少。清政府要求陕甘总督谭钟麟、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按照左宗棠当年“岁拨三百数十万两”的承诺，拿出一个定额方案，“量入为出，樽节开支”。
1886年（光绪十二年），谭钟麟和刘锦棠会商以后，向清政府申报协饷定额调拨方案，中央从全国各地每年定额调拨480万两，甘肃和新疆仍然三七分成，新疆分配336万两。清朝中央政府同意，新疆定额协饷形成制度，一直执行到宣统末年，清朝灭亡。
建省以后，新疆的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迅速下降，从1886年（光绪十年）起，新疆藩库每年支出的各项费用都保持在210万两左右。清朝末年，清政府要求全国各地招募、操练新军，分配给新疆两个镇（军级单位）的新军建制任务，新疆费用开支增加到250万两左右，也没有超过定额协饷指标。
建省以后的新疆协饷，用途更广，民事比重更大，如战后经济恢复、农业生产资料发放、兴修水利工程，等。仅刘锦棠时期，在新疆各地建立的官办学堂就有77个。到清朝末年，完成乌鲁木齐、伊犁、哈密、吐鲁番、奇台（古城子）、吉木萨尔、玛纳斯（绥来）、阿克苏等地区的旧城改造项目，完成南疆十三个新设郡县的新城建设项目。
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朝在新疆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光绪皇帝发布诏谕，“于新疆通省各厅、州、县，照例额，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龙神祠一所；府治及各直隶州、直隶厅治，并照例，各设昭忠祠一所”。这些文化项目的建设资金，全部来自协饷。
货币的价值在于流通，每年流入新疆的白花花的银子，最终去了哪里？在没有银行汇兑条件的情况下，钱进来，汇不出去，大部分银两就地消费，协饷在新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财富再分配作用。在生活必需品购买过程中，带动当地乡民走向富裕，促进了新疆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新疆协饷供应稳定，内地商人闻风而来，在建省以后的短短二十年内，出现晋津湘鄂川豫陕甘八大商帮，伊犁号称小北京，迪化号称小南京。山西平遥帮在乌鲁木齐开设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三家票号，银行汇兑在新疆出现。
1893年（光绪十九年）7月，肃州到乌鲁木齐电报建成；1894年（光绪二十年）2月，乌鲁木齐到喀什电报线建成；1894年10月，乌鲁木齐到伊犁、塔城电报线建成。至此，新疆初步进入信息化时代，与全国通信并网。新疆电报线路的建设经费，由李鸿章、盛宣怀、杨昌濬共同筹措，盛宣怀操劳经办，海关总署、北洋大臣衙门、海军衙门接济调拨。这是中国当时最接近世界技术文明的三个人和三个部门，可见，往前走的国家迫切希望新疆进入全国发展的快车道。
辛亥革命后，新疆协饷供应断绝。1913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旧事重提，再次将新疆协饷纳入国家议题。民国政府决定，每年定额调拨给新疆六十万大洋，但不能从国库支取，以财政专款和官产变卖等多种方式划拨。中华民国的协饷制度执行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终止。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突然给新疆送来三十万大洋，这是新疆收到的最后一笔内地协饷。
—— 巍巍昆仑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乌兰夫在会议报告中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对边疆和民族地区实施对口援助。7月，中央决定，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支援省区共5个，受援省区共12个，江苏省对口支援广西和新疆。
1996年3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新疆稳定工作的会议纪要》的7号文件，决定“培养和调配一大批热爱新疆，能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去新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对口援疆工作正式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和中央国家部委选派首批援疆干部200多名，抵达抵疆。
2005年，中央对援疆政策作出调整，要求对南疆四地州、南疆兵团三个师，实行干部支援和经济对口支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共8个省市和15家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对口支援任务。
200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大对新疆的对口支援工作力度，以经济、科技、教育、医疗、文化援助为重点，全方位开展援疆工作。加大对南疆三地州的支持，鼓励更多省市向新疆提供资金和项目援助，形成全国支援新疆发展的格局。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是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从2010年5月开始，新一轮对口援疆大幕隆隆启动，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举国援疆行动，全国十九个省区分别承担起对口援疆的时代任务。各兄弟省区带着人才、带着资金、带着项目，带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真情厚意，奔赴新疆。他们在天山南北，他们在昆仑雪岭，他们在沙漠深处，他们在戈壁荒原，他们在城市和村落，他们在酷暑和寒冬，他们为新疆挥洒青春热血，他们在续写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明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