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南疆，北疆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若羌红枣美名扬，库尔勒香梨甲天下。阿克苏的苹果冰糖心，喀什的巴丹木顶呱呱。莎车的樱桃赛珍珠，阿图什的无花果名声大。和田的核桃皮儿薄，英吉沙的老汉瓜甜掉牙。库车的白杏最甜美，伽师的西梅圆又大……”
以天山山脉为界，新疆分南疆和北疆两个区域。在大的地理概念中，今天的哈密和吐鲁番仍然属于南疆，今天的伊犁河谷也属于北疆地区的一部分。
天山山脉呈东北往西南走向，与纬度交叉，形成东、西两个三角区，这两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一面是东边的哈密、吐鲁番，一面西边的伊犁河谷。纬度划分显然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南北疆地理界线，所以，地球纬度与天山交叉的两个三角区，哈密和吐鲁番又被称为东疆，伊犁河谷也被称为西疆。
但是，在地缘文化、温度气候、自然环境、农牧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哈密和吐鲁番更倾向于南疆，伊犁河谷仍然属于北疆。
把南北疆地理分界搞清楚，再扳着指头念一遍前面的顺口溜，你就会知道，今天的新疆特产，全部来自南疆，包括大家熟知的新鲜瓜果、优质干果、小麦面粉、新疆棉、和田玉，等。
所谓特产，是我有你没有。或者产品独特，你有也不能拿出来和我比。北疆有羊肉、牛肉、马肉，全国各地都有。尤其羊肉，中国哪个地方都说自己的羊肉最好，差别在于口味和习惯。伊犁人说他们的羊肉最好，塔城人说他们的羊肉最好。南疆又说，柯平和巴楚的羊肉最好。到了区外，新疆人笑话甘肃的羊肉膻味重，甘肃人又说新疆羊肉太肥腻。很多新疆人可能不知道，南疆至少三分之一的羊肉来自甘肃古浪县，吃着甘肃羊，笑话甘肃羊。到了江南，连浙江人都说他们的湖州才羊是全天下最好的美味。
但说起瓜果、棉花和面粉，全国人民一般都不愿意和新疆攀比。这是一个老天爷追着喂饭的地方，年降水量不到80毫米，却有昆仑山丰富的高原冰川哺育滋养，气温高，雨水少，但不缺农业灌溉用水。这样的地方，在农业文明时代简直就是天堂，除了地震，几乎没有其他自然灾害，如果不懒死，就绝不会饿死。《黑白天山》前文说过，清朝收复新疆后，乾隆宣布新疆实行与内地一体的赈灾救饥政策，让少数民族充分沐浴到慈爱皇帝的阳光雨露，结果，新疆十几年没灾荒，可把这位皇帝急的拉稀。那一年，阿克苏闹蝗虫，对庄稼损害不大，地方官员没有按照自然灾害上报。乾隆皇帝闻讯大怒，下旨斥责办事大臣，这是灾啊，这得救啊，一口气免掉了阿克苏、乌什、拜城、库车两年的赋税。
南疆地区盛产水果和干果，气候条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果树是懒汉作物，种下一棵树，树上年年结果实，几棵树养活一辈子，还用不着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南疆的乌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乌鸦，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果实，乌鸦们从小就知道，在半空中把核桃扔到马路上去皮，个个胖得跟老母鸡似的。
老天爷把好吃好喝给了南疆，还不够，又赏赐了一块肥坨坨的羊脂玉。西方人羡慕巴西物产丰富，说巴西是上帝最偏爱的小儿子。犹太教又说，迦南地区（今天的中东）才是流淌着奶和蜜汁的地方。上帝是不是偏爱南疆，不知道；但用流淌着奶和蜜汁来形容南疆，一点都不过分，甚至更恰当。回想一下汉唐以前的西域小国，这里的人民只要自己不折腾，也不被别人折腾，无论在沙漠边缘还是戈壁腹地，昆仑母亲都把他们养育得很好，嘴角流蜜，不愁吃穿！
“我是个新疆小伙子，从小吃的是拉条子。早上吃了个烤包子，中午的拌面胀肚子。下午唱了个小曲子，抓饭配上羊腱子。烤肉要的是大串子，小菜加点皮牙子。薄皮包子烤包子，整上一些辣皮子。吃饱喝胀捂肚子，再唱一个小曲子”。
这一串顺口溜念下来，又会发现，所谓的新疆美食，也在南疆。吃饱喝足了，才有唱歌跳舞的心情，再忧伤的歌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奢侈赞美。新疆传统歌舞一般是五个音节，简捷明快，热烈奔放，眉目之间绽放着吃饱喝足以后的快乐，还有对爱情一遍又一遍的渴望。
过去的新疆音乐没有忧伤基因，多数是快歌，咚咚哒哒，唱着跳着快乐着。乌鲁木齐事件后，钢琴家罗宁将一首耳熟能详的新疆民歌改编，原来边唱边跳的欢乐曲调被改编成忧伤的慢音乐。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大家这才知道，新疆歌曲也是可以慢下来的。于是出现一波不怀好意的改编，嘶哑，痛苦，表情扭曲，把世界给予新疆的所有美好，演唱成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学跳新疆舞，入门很简单。男人的动作，右手肩上拍一下，左手肩上拍一下，双手摊开跪地上，表示，房子我有呢，钱嘛我有呢，快嫁给我吧。女人的动作，右手抚肩摇下头，左手抚肩摇下头，双手摇摆扭脖子，表示，爸爸不愿意，妈妈不愿意，你赶紧走吧。在咚吧吧咚吧的音乐和歌舞中，红男绿女们欢乐入席，思谋着温饱以后更大的幸福。中午咚吧吧是头婚，下午咚吧吧是二婚，晚上咚吧吧是三婚。实际间隔时间大约两小时，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时辰。
阿图什的男人，挣一辈子钱，盖一辈子房子，大了还要更大，好了还要更好。房子盖好用两回，结婚用一回，死了用一回。喀什的男人，挣一辈子钱，娶一辈子媳妇，七老八十还有人结婚娶亲。如果半夜三更咚吧吧，这个人已经灵魂出窍，活到老，娶到老，一辈子都在娶亲的路上。
这样的新疆，和大家认识的、理解的、想象中的新疆，可能不一样。今天的北疆，交通便利，乡村密集，经济繁荣，综合发展程度比南疆好得多。但时光倒退到三百年以前，南疆绿洲城邦星罗棋布的时候，北疆还是牧羊人吃沙子的荒漠和草原。
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只包括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北、从嘉峪关到兴都库什山脉的南疆和中亚地区，分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农业绿洲，才是新疆自古以来的生活栖居地。中国历史上的西域三十六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在中亚，乌孙在伊犁，其他部落小国全部集中在南疆绿洲，西域就是南疆，南疆又叫回疆。丝绸之路南北两条路线，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耕线上。
清朝以前的北疆，骏马好似彩云朵，帐房好似白莲花。有吃有喝的时候，北疆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遇上灾荒年，北疆就是西夷和戎狄们拎着刀子砍杀的战场。靠天吃饭的草原，出门抢劫是男人们生生不息的职业，杀人和被杀是他们亘古不变的命和生活。
清朝以前的中原王朝，笃定坚守农耕天下，对北疆这样的地方没有兴趣。偶尔送个姑娘过去，嫁妆一定是丝绸布匹、锅碗瓢盆这些草原上奇缺的生活物品，只要不越过长城，南面的庄稼汉和北面的牧羊人也能假惺惺的和好，薄来厚往，结成亲家。草原上吃不饱肚子的年份太多，一闹灾荒就出来抢劫，抢着抢着，就不想回去了。农耕民族自古以来都没有侵略扩张的本性，日子过得很好，抢一块种不了庄稼的土地，划不来。在奋起反抗的过程中，打着打着，多了一块土地。这是中国北方边境亘古不变的战争定律。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一段经典台词，花姐说，“他跑我就追，他跑我就追，就越追越远了”。老三说，“他跑我就堵，他跑我就堵，就给堵回来了”。用这段台词，概括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古往今来的斗争，不但形象，而且精准。打着，堵着，那些穿棉袄和穿皮袄的民族走到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大汉王朝鼎盛时期，给乌孙国下嫁过一位公主，姑娘出嫁走的是南疆路线，从今天阿克苏温宿县翻越天山，进入伊犁。这条著名的出嫁之路，被称为“夏特古道”。可见，那时候的南疆已经是汉朝疆域，那时候的北疆还在匈奴马蹄的踩踏之下。
在古代社会，以定居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是形成城邦和村庄的基本条件。清朝收复新疆以前，北疆是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草原民族的游牧区，居无定所是草原民族的天然属性，逐水草而居，每年迁移两季，他们的“王城”随时都能装在马背上驮走。汉匈战争期间，汉王朝最大的战争压力不是能不能取得胜利，而是能不能找到匈奴。霍去病龙城大捷，根本没有目标和方向，瞎猫遇上死耗子，天赐机缘，成就了一代战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也在戈壁草原上和罗卜藏丹津周旋了大半年时间。
吉木萨尔曾经是天山北麓的草原统治中心，蒙元时期称“别迭八里”，时间很短暂，察合台汗国时期西迁到伊犁。霍城是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和布克赛尔是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中心，这些曾经被称为“王城”的地方，都没有留下建筑遗迹。游牧民族的“王城”，只是在帐篷外围筑起四面高墙，汗王们还是觉得睡在帐篷里舒坦。
北纬四十度左右，是亚欧大陆的绿洲和荒漠分界线。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也在这条纬度线以北，为什么能形成以草原为形态的定居生活？欧洲大陆是大西洋气候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大西洋暖湿气流送来相对温暖的气流和源源不断的降水，使欧洲牧场的青草一年能生长两到三季，他们不需要游牧，蹲在家门口放羊，也能把自己养的膘厚毛长。乌拉尔山脉是亚欧大陆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大西水汽到这里被阻隔了，形成西伯利亚冻土带和蒙古高原荒漠型草原地带，青草每年一季，而且青黄不接，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只能苦兮兮地跟着候鸟游牧。遇上灾荒年，牛羊被冻死了，他们便越过长城，到南面的中原地区烧杀劫掠，他们自古以来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生活。同样在这条纬度线北面，到我国东北地区，太平洋气流扑面而来，形成温带季风气候。东北的冬季寒冷而且漫长，但降水量丰沛，在白山黑水之间滋养出另一种农耕和渔猎交织的定居生活。
在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逻辑线上，今天的北疆地区，长期被排除在华夏文明圈以外。巴里坤是清朝进入新疆的前方军事基地，也是北疆出现的第一座夯土建造的城池。
清朝平定准噶尔后，从巴里坤往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伊犁三个方向修筑台站，其中，巴里坤到伊犁这条线上的台站，基本上就是今天北疆行政单元的雏形。奇台（七台）、吉木萨尔（吉木萨）、阜康（特讷格尔）、米泉（古牧地）、昌吉（宁边）、玛纳斯（绥来）、乌苏（喀尔喀喇乌苏），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随着移民屯田工作在北疆推进，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村庄和城镇形态才开始出现。乌鲁木齐是甘肃行政西移后设立的南北疆行政中心。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奎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新型城市。
南疆的农业绿洲，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同步，已经存在了三千年以上，绝大部分城邦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域三十六国。而北疆的城市和乡村，至今不超过三百年，达坂城和乌鲁木齐是一个鲜明事例。今天的达坂城是乌鲁木齐市属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和乌鲁木齐主城区相距七八十公里，却分属天山南北。达坂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高昌故国，而乌鲁木齐形成只有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开始，乌鲁木齐才有了以屯田军为主的基础居民。
20、建省以前
平准战争后期，清政府已经有了新疆建省的设想。1759年，乾隆皇帝下旨给陕甘总督杨应琚，“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边陲又成内地，则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其哈密、巴里坤以西，应需用道府同知若干员，一半于内地衙处裁汰移驻，一半酌量添设”。这份诏谕明明白白写着，清朝准备在新疆推行郡县制，“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
陕甘总督杨应琚从肃州出发，经哈密、吐鲁番，赴库车、阿克苏、叶尔羌（莎车）、喀什等地考察，行程三个多月。杨应琚给朝廷写了一份四千多字的奏折，内容涉及货币统一、财税来源、驻军部署等方方面面，却对南疆地区的行政建制问题模棱两可，连传统八城都没有细化到行政区域，只提出了一些大致的构想，“请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各设总兵一员、兵备道一员。其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及佐杂、千把等员弁，均按南北两路情形添设”。意思是，先派一些地方官，郡县建置的问题，根据南北两路的具体情况再议、再定。
郡县建置以设立州官、府官、县官为标志，同知是负责民政事务的上级派驻官员，通判是负责司法事务的上级派驻官员。在郡县建置问题上，杨应琚完全没有按照乾隆皇帝的指示给出方案，人口是当时最大的问题。清朝收复新疆初期，新疆的版图面积在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南北疆人口总和只有二十六万。这样的地区，怎么设立郡县？
人口账算完以后，乾隆也知道在全疆实行郡县制极不划算，最终决定，放弃在南疆地区设置郡县。“若添设镇道以下各官，既与口外体制不符，而一切建造衙署，添设俸工，俱从内地经理，更滋烦费。且回众不相浃洽，易起猜疑，殊未妥协”。从乾隆皇帝的批复可以看出，那时候的新疆，连建造一座衙署的工匠都找不出来，连建造衙署的材料都要从内地运输过来。这样的新疆，怎么建省？历史是无言的时光，在新疆回归初期，即使把左宗棠送到乾隆身边，他也开不出妖艳的时间之花。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上疏，“叶尔羌乃回疆大邑，共二十七城村”，“行旅众多，现在居民夹杂，窃恐奸宄藏匿，请照哈密，吐鲁番一体编立保甲”。
清朝以前，皇权不下乡，县级政府以下再无官吏，乡村治安和户籍管理依靠保甲制度。每家出一丁，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原则上，十甲为一保，但保的实际大小根据乡村界址的情况确定，每村一保，设正副保长三人。家庭户主全部签署保甲规约，相互监督制约，一人犯罪，全甲连坐。
从新柱的这份奏折看，乾隆时期在哈密和吐鲁番两个札萨克地区，已经实行了保甲制度。乾隆皇帝否决南疆郡县建制构想后，对南疆行政管理制度格外谨慎，小心翼翼。乾隆指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必须体察回民（维吾尔人）情性，熟酌地方情形始为有益”。他命令舒赫德，会同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在南疆协助管理回疆事务的吐鲁番额敏和卓等人，调查研究，“悉心具奏”。
舒赫德等人将商议结果联名上奏，“回部各伯克，凡一切事务俱系分员专管，尚属严密。若改编保甲，势必裁汰旧缺，转觉纷更。且伯克等不得其人，则保甲亦属具文”。也就是说，伯克势力已经坐大，分到盘子里的蛋糕，动不得了。“应请仍照旧制，责成阿奇木伯克等，将各村庄头目遴选补授”。连设立保甲长这么一点点小的变动，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同治暴乱以前，清朝在南疆的基层政权长期失控，和伯克制度有直接关系。语言文字不统一，政府政策必须依靠伯克们传达和执行，你要耙地的耧子，他说树上有猴子。政府赋税本来是一个鸡蛋，他们年年从老百姓家里抱走一只母鸡。伯克们领取着朝廷的发放的养廉银（高额工资），白种着朝廷划拨的千亩良田，享受着几百甚至上千燕齐（农奴）的供养，还不满足，欺上瞒下，变本加厉，刮地三尺，想着各种办法盘剥穷苦百姓。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极其笼络，但各项优厚政策一样都落不到老百姓头上。
对伯克制度的弊端，清政府是知道的，驻疆大臣们深受其苦，在南疆设立郡县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过。
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直隶总督那彦成空降喀什，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在处理善后工作的过程中，对南疆事务有了一些了解，他上疏道光皇帝，请求在南疆设立郡县。“回疆自勘定以来几及七十载，回民极其恭顺”。那彦成对当地百姓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维吾尔人恭良温顺，客观上没有造反动机。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叛乱，“亦半由于平日抚驭失宜，早寒回众之心”。行政管理不到位，优惠政策落不到基层百姓手上，是引发群体性愤怒的主要原因。
“臣窃以为，各大臣驻扎一城，各长其疆，并无维制考核之分，是以彼此不相顾忌，不若外省州县属于知府，复设司道从而考察之，又设督抚从而统辖之，层层相制”。那彦成非常清晰的指出了军府制弊端，办事大臣各管一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相互不隶属。而在郡县制地区，知府管州县，司道管知府，督抚管司道，统辖有序，层层节制。“维制管束之人既多，虽有贪鄙，亦不敢肆志”。那彦成说，凡是设立郡县的地方，不管人口多么稠密，不管当地人多么贪婪和猥琐，也不会这么随随便便地叛乱。
对军府制和郡县制的治理后果，《血色天山》曾经有过详细的对比和总结——
同治暴乱期间，新疆军府区除何步云率喀什绿营军集体投降、塔城一百多名清军逃亡乌里雅苏台，满汉官兵商民全部死难，再无存活。军府区沦陷后，没有出现过一支抵抗力量。
北疆郡县区除乌鲁木齐外，只有一名县令死难。其他州县官员全部组织起自己的抵抗力量，与暴匪展开旷日持久的武装对抗，一直到清朝平叛大军进疆，暴匪都没有完整占领过一个郡县地区。在军府管理区的塔城，因为没有西天山阻隔，与郡县区有地理联系，所以成为新疆同治暴乱后的第一个解放区。以当时的形势而论，即使左宗棠不率军进疆，收复乌鲁木齐已经不成问题。如果后勤军需物资不中断，北疆抗战队伍打败阿古柏、收复南疆，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彦成在南疆没收浩罕商人私产，禁止浩罕人入境贸易，行为过激，浩罕国再次怂恿七和卓入境叛乱。道光皇帝认为那彦成“误国肇衅”，将他革职治罪。但南疆郡县建置的呼声并没有中断，七和卓叛乱平定后，伊犁将军长龄于1831年（道光十一年）11月14日再度上疏请奏，“请裁喀什噶尔、叶尔羌粮饷章京二缺，改设喀什噶尔粮饷同知一员，叶尔羌粮饷同知一员。添设巴尔楚克粮饷同知一员。再于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等处各设巡检一员。共计同知三员，管理商民、回子词讼、户籍、屯田事务；巡检四员，管理缉捕、监狱、税课。均作为边远省缺，由陕甘两省派员前来。请设分防拜城巡检一员，由陕甘遴派作为差缺，管理拜城、赛里木二处商民回子词讼，巡查缉捕”。
道光皇帝对长龄的报告反应强烈，迅速发布谕令，“此次所设同知三员、巡检五员，俱著陕甘督抚遵选操守廉洁、办事勤能之员前往，该管大臣随时甄别，倘有不职之员，将滥行派往之各上司参处”。
陕甘两省接到谕令，摩拳擦掌为新疆选拔人才、配备官员。一个月后，道光皇帝反悔了，于当年12月7日，给长龄亲笔写了一份一千多字的诏书，婆婆妈妈讲道理，一是不愿意花钱，“兵增固足示威，而官增究嫌糜帑”。二是不愿意招惹当地的伯克势力，“况夷回异族，必不能以内地礼法绳之，徒滋纷扰”。
道光是出了名的穷酸皇帝，一辈子活得抠抠搜搜。作为皇帝，他给长龄讲道理的时候过于卑微寒碜，“既添文员，必须书吏，此辈舞文弄法，因缘为奸，必致贪婪所需所，苦虐穷回。即经发觉，官畏处分巧为弥缝，边陲僻远，易于消弥，是内地回子先受添官之累，于控制外夷之道实属无益而有损。即令得人而治，而回疆纷纷添设文职衙门，是俨然添一省会，殊失居重驭轻之策，亦不值如此办理”。道光把自己的吝啬和阴暗栽赃给知识分子，说这些舞文弄墨的书吏最容易作奸犯科。新疆这么远，如果贪婪的书吏虐待穷苦人民，逼迫当地人造反，我们处理起来都不容易。郡县衙门设立起来，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省会，每年要花掉多少钱啊，算来算去，不值得！
道光皇帝这一变卦，掐灭了南疆提前五十年设立郡县的希望，也为后来的新疆同治暴乱留下了祸根。新疆建省以后，即使在风云动荡、诡谲云波的辛亥革命前后，也没有从祖国版图上丢掉过一寸土地，再对比同治暴乱时期的北疆郡县区，政治意义立竿见影。
在废墟上搞建设，是成本最低的政治投资。新疆同治暴乱后，钉子户没有了，不用议价了，参与暴乱的阿訇和伯克们能保住性命，已经是政府给予他们的最后一波红利。正反两面，都接受了新疆必须面临一场巨大变革的政治现实。利益集团没有能力继续阻止改革步伐，这也是新疆建省所能付出的最小代价。相比于西南地区，把刀架在土司脖子上改土归流，暴乱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新疆建省迅速而且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
21、文化斗争
关于新疆建省，今天普遍的说法，最早由龚自珍提出，魏源、朱逢甲等人也拿出了方案，左宗棠推动，刘锦棠完成。那彦成、长龄等人的努力基本被无视，乾隆、慈禧等人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也从来没有上过正史台面。这是一个奇怪悖论，没有国家推动，哪有新疆建省？
看看光荣榜上的名字，你就知道，新疆建省的奖状被颁发给了汉族知识精英，甚至被描绘成左宗棠一个人的功劳。没有满人官员什么事，甚至没有中央政府和国家什么事。
再细看这些名字，你又会发现，龚自珍、魏源、朱逢甲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来过新疆。左宗棠对新疆的了解，甚至不如他的前辈同僚杨应琚。
这样的历史，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讨论，只要说清朝有过半点好，就会迎来山呼海啸般的谩骂声。你说，左宗棠最远只走到哈密。他们说，不对，左宗棠单枪匹马杀到了伊犁。你说，收复新疆还有景廉、荣全、锡纶等人的功劳。他们说，这些人是满贼。你说，辛亥革命期间汉人屠杀过二十多万满人。他们摇头说，不知道，杀光了才好！你再说，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他们悲愤交加，骂满清猪狗不如。然后，又眉飞色舞的歌颂成吉思汗。
新疆建省，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不是哪个人的功劳，更不是左宗棠、刘锦棠的个人功劳。看一下新疆人口的演变过程：清朝收复新疆初期，全疆总人口约二十六万；那彦成、长龄所在的道光时期，全疆总人口约一百三十二万；同治暴乱以后，清政府再次往新疆大规模移民，全疆总人口已经突破两百万。这是新疆建省的基础条件。
同治暴乱，是新疆回归以来最惊险的一次主权分裂，最大的教训是行政管理失控，思想阵地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龙旗一倒，人心散了，地盘也就没了，清朝在新疆上百年的治理成果瞬间烟消云散。同治暴乱也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最好机会，掌握宗教权力的阿訇，掌握世俗权力的伯克，绝大多数参与暴乱，旧的社会制度轰然倒塌，旧的基层政权不复存在。这是新疆建省的历史机遇。
清朝把中国王朝时期的皇帝权力经营到极致，哪怕在辛亥革命，皇权也牢牢攥在以隆裕太后为代表的皇帝手上，他们才有能力以逊位方式结束统治。清朝在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因俗而制”的管理模式，形式复杂多样，但设计足够精巧，管理足够严密，这是清王朝维持二百六十多年超长统治的基本前提。具体到新疆建省，清政府的态度是最大权重，精明的慈禧太后把左宗棠从陕甘总督职位上搬开，标志着新疆建省工作已经开始。
左宗棠每干一件事，必定要讨价还价。平定陕甘和新疆暴乱，总共花费掉八千四百万两白银。左宗棠提出新疆建省，又给朝廷开出了一个天价罚单，这是中央政府无力承受的财政之重，建省必须换人。总体领导工作，交给听话的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具体实施工作，交给务实的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
政治较量背后，有慈禧老太太的高超智慧和精心算计：收复新疆以前，左宗棠和朝廷争权夺利，赶走了成禄，逼走了景廉，冷落了荣全，延误了整整两年时间。如果由左宗棠主持新疆建省，不知道又会生出多少幺蛾子！
我们努力还原清朝社会制度的运转细节，努力以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呈现历史的禁忌和逻辑，是在摸索地缘政治的最大边界，尽可能地标注出新疆过去、现在、将来在国家的位置，让新疆人真实触摸到祖辈们走过的足迹，并且知道，历史可能不好，但绝对不是最坏！
龚自珍、魏源、朱逢甲，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来过新疆，甚至连一张完整的新疆地图都没有接触过。而那彦成、长龄等人，长期在新疆工作，蹲在风口吃沙子，新疆流淌在他们的政治血液里，他们的意见显然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幸的是，他们是历史人群中的极少数，他们是满人和满奴，他们的影子被风沙淹没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历史只记住了一个高大的左宗棠，和一个孤独的刘锦棠。
这些年，知识分子们为新疆的行政区划操碎了心，自媒体上经常出现言论，新疆太大，应该划分成两到三个省。他们太高看自己的政治智慧，以为行政区划是文化拼图游戏，或是一种知识化的GDP算计。他们一直为李白找借口，以为李白不参加科举就是因为出身不好。中国行政区划有句著名总结，“散装的江苏，拼装的甘肃”，这两个行政省区的形成，基本折射出行政区划背后高超的政治难度。
南京属于金陵文化圈，苏州、无锡、常州属于吴文化圈，扬州和泰州属于淮扬文化圈，北边的徐州、淮安、宿迁在楚汉文化圈，东边的连云港、盐城、南通又归入海洋文化圈。文化差异一般是由不同地理单元形成的，徐州和宿迁已经有了典型的北方特征，楚汉争霸后被认为江东属地，从此贴上了南方标签。历代王朝也愿意接受这一事实，把淮海归纳到南方区域，因为徐州是北方牵制南方的一颗钉子，南北界线在这里被打破了。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江苏大部分地区都能归入吴越文化圈，组成一个散装的省级行政区，大家也没什么隔阂，相处得很好。
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和天水，更接近陕西文化圈；甘肃东南部的陇南，更接近巴蜀文化圈。甘南与川北藏区相连，临夏和青海北部同属河湟回民区。从兰州往西，进入河西走廊，才能算得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版块。很明显，这是一个东拉西凑拼装出来的省级行政区。这样的甘肃，才是中国西部的战略压舱石：往北牵制蒙古高原，往东牵制八百里秦川，东南有通往巴蜀天堑的三条通道，往西南紧紧攥住青藏高原。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意义最为重大，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硬生生地切成两个地理版块，把信仰黄教的草原民族分割在两个完全不接壤的文化区域里，并且伸出长臂，牢牢抓住西边的新疆。
这样的行政地理，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智慧范式。淮海一战，南京国民党统治政权土崩瓦解。东汉入川、蒙元入川、清军入川，走的都是甘肃东南线。西安辛亥革命爆发后，陕甘总督长庚组织二十营甘军入陕围剿，八百里秦川出入如无人之境。如果清帝逊位诏书来得再晚一些，西安城里的革命军差不多就被团灭了。
新疆的宿命也是中国命运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新疆都是以北制南的历史。从西汉到东汉，丝绸之路经常被北疆的匈奴人碾成一堆废渣；在唐朝，回鹘人从北疆进入南疆，建立了横跨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在宋朝，西辽从北疆进入南疆，一路打到撒马尔罕，喀喇汗王朝沦为西辽的附属国。到元明时期，东察合汗国从北疆进入南疆，建立叶尔羌汗国。到清朝初年，准噶尔人从北疆进入南疆，建立了新疆最后一个分裂政权。清朝两次收复南疆，走的都是由北向南路线。
只有阿古柏这个浩罕国的外来户，敢从南疆入侵北疆。据说，阿古柏在做出北伐决定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惊呆了，维匪首领没有人敢领军，参加北伐的八个埃米尔是清一色的浩罕国外匪。阿古柏在风口上作死，进入乌鲁木齐短短四年半时间，便迎来覆没的命运。
绿洲和草原，沙漠和冰川，流淌着割不断的风脉。这样的新疆，怎么分开？
22、千秋功论左宗棠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10月，林则徐结束在新疆的流放生涯，获任云贵总督。赴任路上，林则徐途经长沙，经好友胡林翼推荐，在湘江客船上会见了“湘中第一士子”左宗棠。
据左宗棠自己回忆，那一天，他激动得有些失态，在舢板上立足不稳，跌落到湘江边上的芦苇荡中。他狼狈地爬上船头，向林则徐尴尬解释，“古之对士人有三薰三沐之礼，三沐已然拜领，三熏尚未”。胡林翼介绍左宗棠的时候说过，这个人擅长楹联，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林则徐见左宗棠形状狼狈，哈哈大笑，问，“芦中人出”？左宗棠才思敏捷，一边拍打衣服，一边回答，“江上公来”！
那一夜，湘江不眠。一对忘年交，两个失意人，彻夜长谈。各类文史把两人见面描写的绘声绘色，说，林则徐将自己亲手绘制的新疆地图交给左宗棠，语重心长地嘱咐，“日后平新疆，非你莫属”。这句话有很多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还有一个版本，林则徐感叹自己老了，把收复新疆的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两位陌路英雄在这个夜晚到底谈论了什么，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没有写进日记，旁人只是美好猜测。但两个人谈论的，一定是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存亡。从那天晚上开始，左宗棠知道了遥远的西边，有一个叫新疆的地方，山河锦绣，疆域辽阔。
左宗棠在日记中，深情依依地写下了与林则徐见面时的情景，“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林则徐知道左宗棠偏爱楹联，临别时写下一副对联，赠送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陶澍是左宗棠早期的引路明灯。湘江夜话后，左宗棠又多了一位精神领袖，他在后来的人生中以林则徐为榜样，把自己视为林则徐的衣钵传人，一生都在践行了林文忠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旷世名言！
左宗棠是“中兴三杰”中的异类，学历最低，举人出身。得位却最高，人生的后半段如脱了轨一样弯道超车，超过了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中兴三杰”中唯一进入军机处并身兼大学士的宰相级重臣。无论我们怎么评价，左宗棠都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英雄史诗中一颗耀眼明星，与卫青、霍去病一起，跃然林立于华夏民族盖世英雄之列！
但在新疆建省问题上，左宗棠的表现远不如他的徒弟刘锦棠那么抢眼，他的作用甚至是消极的。他以为新疆建省非他莫属，他以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能盖住他这只地虎的大天王。
1877年（光绪三年）4月，南北疆全境收复后，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左宗棠通盘筹划新疆事宜，“揆时度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计久远之处，与拟改行省郡县，一并通盘筹画，妥议具奏”。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1877年，伊犁收复还没有提上日程。左宗棠抬棺进疆的时间是1880年（光绪六年）4月。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882年（光绪七年）3月22日。金顺、荣全接管伊犁的时间是1882年4月30日。
也就是说，清军收复南疆后，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新疆建省，下发给左宗棠的谕旨中明确无误地写着，“拟改行省郡县”。
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上疏《遵旨统筹全局折》。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左宗棠建议新疆建省的宏大开篇，其中“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尤其振聋发聩，使新疆大放异彩，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奏疏题目中清清楚楚写着“遵旨”两个字，已经说明，清政府才是新疆建省的主导者，左宗棠是清政府当时指定的执行者。
左宗棠的表现并不积极，《遵旨统筹全局折》全文1556字，只有一句话提到了新疆建省。“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左宗棠说，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设行省，改郡县，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举措。
大家津津乐道的左公名言，已经被掐头去尾。左宗棠原文，“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晏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这段话是对清朝列祖列宗们的歌功颂德。左宗棠说，从科布多到张家口，之所以能形成万里防线，是因为列祖列宗们在平定准噶尔的时候顺便收复了南疆，开疆拓土，设立军府，这才奠定今天的边防基础。左宗棠感叹，所以啊，保新疆就是保蒙古，保蒙古就是拱卫北京。他是在歌颂康、雍、乾三代帝王创下的绩业。
如此去伪存真，绝没有对左宗棠不敬的意思。国家的功绩才是千秋大业，个人的贡献只是锦上添花。
1878年（光绪四年）1月21日，光绪皇帝再给左宗棠颁发谕旨，“新疆应否改设行省郡县，事关重大，仍着详细酌度，因时制宜，如果改设行省郡县实有裨于大局，即着将何处应设省分，何处应设郡县，及官缺、兵制一切，需用经费，妥议章程具奏，再敕廷臣悉心会议，候旨定夺”。
左宗棠在《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敕会议折》中上奏回复，“新疆拟改设行省，置郡县，虽久安长治之良图，然事当创始，关系天下大局”。他恳请朝廷“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
到这个时候，左宗棠对新疆建省仍然犹疑不定。他把皮球踢回朝廷，认为新疆建省事关重大，请中央部委、各省督抚共同商议。这是清朝在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的惯例，重大问题一般要下发公文，向中央部委和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后来的海防、塞防之争就是文件下发到地方以后引发的全国大讨论。但“从长计议”这四个字，基本上表明了左宗棠当时的个人态度。
1878年10月22日，光绪皇帝继续给左宗棠下发谕旨，“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创始。该大臣为长治久安之计，因时变通，所奏不为无见。刻下伊犁未经收还，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其余南、北各城应如何随宜经理之处，即着悉心筹画，次第兴办。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
这一次，左宗棠终于有了相对明确态度，他在写给光绪皇帝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
“臣维新疆当大乱之后，今昔情形，判若霄壤。以言乎内治，则军府之制，已形窳败，而地方之事，如征粮、抽税、审案、捕盗等类，非设官建治，不足以资治理。以言乎外侮，则俄人环伺，狡焉思启。而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又时虞煽乱，非设官置戍，不足以资控驭。至于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整理赋税，兴办学校，皆新疆善后之要务，而郡县之制，尤便于措置”。
左宗棠第一次提出，新疆形势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说，外敌环伺，内政纷乱，军府制度已经落伍，地方行政亟待建设。在暴乱遗留问题善后之际，设置郡县，是最好时机。
“臣之愚见，新疆欲收长治久安之效，非从内治、外侮两端，悉心筹画，酌量变通，实难收效。窃拟于北路之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等处，酌量改设郡县，其州县以下，各官应如何分设，容臣与谭钟麟等详悉酌议，另行具奏。南路则酌度情形，暂从旧制，俟将来地方日臻富庶，再行随时奏明办理。此臣与谭钟麟等悉心商酌，就新疆现在情形，因地制宜，量为变通之大概情形也”。
这个模式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前的政治斗争完全相似，他在肯定新疆建省意见后，再度转折，说国际形势复杂，说内部问题很多，说工作难度很大，建省的事要通盘考虑，细心筹划。简而言之，不着急，慢慢来。左宗棠对北疆郡县建置没有意见，但仍然不同意在南疆改设郡县，建议“暂从旧制”，继续沿用军府领导下的伯克制度。并且申明，这是他和陕西巡抚谭钟麟认真商议以后，共同给出的答复！
“至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事体重大，必须详细妥筹，期于有利无弊。臣已恭录谕旨，咨行谭钟麟等，一体悉心会商，妥议具奏。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会同妥议，以便遵行。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在大多数文史著作中，左宗棠几乎是在逼着朝廷搞改革，大声疾呼：新疆要建省，新疆必须建省！但在这些往返奏折中，我们看见的却是一个不急不躁的左宗棠，一再强调事体重大，一再强调细心筹划。这份奏折的末尾，左宗棠又把皮球踢给朝廷，请总理衙门、中央部委、各省督抚共同商议，给出方案。总结起来四个字：再议，再议！
但是，这一次，两宫皇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给左宗棠再议的机会，新疆建省这议题被彻底搁置下来，一放就是两年。
1880年8月11日，左宗棠奉旨回京。这时候，曾纪泽还在圣彼得堡和俄国人艰难谈判，刘锦棠还在玛纳斯对俄国人枕戈待旦。
左宗棠少年不得志，只考中了个举人，于不惑之年入仕，没有鲜衣怒马的意气昂扬，却有桀骜不驯的倔强脊梁。照片上的左宗棠，是一个身材五短的油腻大叔。现实中的左宗棠，又是一位快意恩仇的豪情铁汉，一辈子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看不上曾国藩，看不起李鸿章。
历史只记住了左宗棠的丰功伟绩，却没有记住他的偏执性格。清军收复新疆以前，千军万马云集在进疆前线，他右手高举帅旗，左手和朝廷讨价还价，雷霆之锤迟迟不肯落下，收复新疆推迟了整整两年时间。现在，新疆建省的橡皮印章已经举起来，左宗棠一口一口往橡皮上哈气，就是不肯落实到纸面上。
朝廷有朝廷的办法，给左宗棠升官，调任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还不够，又给了总理衙门行走的特权。官位之高，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堵住了左宗棠那张口吐宝剑的利嘴。
左宗棠进京，就像今天的刀郎开演唱会，备受粉丝们追逐。慈安太后亲自召见，听左宗棠讲他在西北的故事，说到艰难处，慈安太后声泪俱下。有一天，左宗棠上朝，在门房遇上醇亲王奕譞，“小立握谈，观者如堵”。两个人手拉手聊了会小天，被闻讯而来的左宗棠粉丝们拥堵起来。
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同僚们对这位功臣明星非常尊重，处理公文先拿给左宗棠征求意见，然后再集体协商。左宗棠一看文件就打瞌睡，一打瞌睡就给别人吹嘘他在西北的战争经历，一边说，一边大笑。时间长了，大家渐渐不忍，文件也不拿给他看了。左宗棠又感觉失落，追着李鸿藻问，为什么不给他看文件？李鸿藻拿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出来搪塞，说，这是王爷的意思，“我们一向跟着王爷走”。
那一天，奕訢去上厕所，左宗棠跟到厕所，站在奕訢面前，瞪着眼睛看。奕訢吭哧吭哧拉不出来，问左宗棠，你跟着我干什么？左宗棠严肃回答，“老夫一步不离地跟着王爷走”。说罢，大笑而去。
军机处每天早晨四点上班，左宗棠在西北军营里睡惯了懒觉，很不适应。军机处的工作面对皇上和两宫皇太后，每次见面都要跪着说话，左宗棠肥胖，跪久了站不起来。左宗棠是个屁股坐不住的人，经常怂恿上班同僚，“坐久了可以散罢”，我们可以下班了吧？
时间长了，左宗棠对军机处工作有了抵触，说八旗兵懒散，自告奋勇要去整训。王文韶私下说，看他大腹便便的样子，也练不出什么好兵来。奕訢便打发左宗棠出了趟公差，去“督促直隶李鸿章兴修水利工程”。左宗棠本来看不起李鸿章，现在有了离开京城的机会，矛盾烟消云散，在李鸿章那里花天酒地吃喝了两个月。
左宗棠回到北京，说自己有病，请假一个月。假期刚满，他的老朋友刘坤一回到北京，左宗棠又请假两个月，到刘坤一跟前抱怨，说，“在兰州坐镇一方，何等快活。进军机处弄的浑身不自在，真是自找苦受”。
左宗棠在外面的言行传到奕訢耳朵里，死结瞬间就打开了，刘坤一不是回来了嘛，你去接任他的两江总督职务。这是一次皆大欢喜的人事调整，军机处大人们乐哈哈的给左宗棠轮番送行，左宗棠乐哈哈的搓着肚子去南京上班。临别之际，李鸿藻、王文韶一直送行到郊外，“话别依依，情谊甚挈”。
左宗棠南下路上，当地官员天天接风洗尘，左宗棠天天在酒桌子上吹嘘他在西北的战绩，完了还要捎带骂曾国藩几句。江苏绅士潘季玉曾经宴请过左宗棠，“吾初见左相，甫寒暄数言，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休，无可插口。旋骂曾文正，语尚未爽”。第二天，左宗棠回请潘季玉吃饭，屁股刚坐下，接着骂曾国藩，又开始吹嘘他在西北的经历，骂完李鸿章和沈葆桢以后，宴会才算结束。
左宗棠到南京，女婿陶桄为他接风，陶桄在日记中记下了岳父大人的原话，“两江名总督，湖南得三人，一为汝父陶文毅（陶澍），一为曾文正（曾国藩），一为左宗棠”。然后又说，“其他二人皆不及我也”。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应声。左宗棠说完，捊着胡子感叹，“我还是有一事不及二人的”。女婿赶紧问，您都这么了不起了，还有什么比不过他们？左宗棠摇头叹息，“我胡子没有这二人长”。
左宗棠不知道，他往南走的路上，新疆建省的序幕重新拉开。1882年（光绪八年）4月，伊犁收复。1882年7月，光绪皇帝命令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着手筹划新疆设立行省事宜。
左宗棠听到消息，连夜上疏，《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第一次把龚自珍、魏源推上前台，称，“前此新疆曾否改设行省，历经疆臣筹议，如龚自珍、魏源等，皆主此议，而卒未施行”。左宗棠对新疆建省提出正式意见，“拟请设新疆总督一员，驻扎乌鲁木齐，督办新疆一切事务；设新疆巡抚一员，驻扎阿克苏，管理南路各城事务。其将军率旗营驻伊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并统旗绿各营，以固边防”。
但是晚了，事不过三，新疆建省的实际操盘手已经换成他曾经的手下干将刘锦棠。甘肃新疆省，呼之欲出，落款中已经没有了左宗棠的名字。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1885年9月5日，二等恪靖侯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追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大清国最后的鹰派轰然谢幕。左宗棠的一生，有功于中华民族，无愧林公则徐。左宗棠骂了一辈子曾国藩和李鸿章，但他们心神相交，惺惺相惜。他们的骂，更多源于对这个国家深深的爱，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相互攻讦，精神自慰！
左宗棠去世后，他一生的宿敌李鸿章送来挽联：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
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